试析岑仲勉《唐朝史》对陈鹤寿辽朝史商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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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项念东

试析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批评宋社洪内容提要
《隋唐史》是岑仲勉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书中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观点多有批评主要集中在关陇集团、隋唐制度渊源和牛李党争等问题上。二者观点相异的原因,在于岑氏《隋唐史》陈氏“二稿”在编撰目的及体例上不同;二者立说的视野、侧重点亦相异。陈、岑二氏在隋唐史研究领的各自建树乃至局限,恰恰构成后来研究者的起点。关键词
岑仲勉《隋唐史》;陈寅恪;关陇集团;隋唐制度渊源;牛李党争
陈寅恪、岑仲勉都是20世纪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但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隋唐史》是岑氏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1],书中对陈氏的观点多有批评。本文通过全面检索《隋唐史》,对二位前辈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进行了归类分析[2]。《隋唐史》所针对的,主要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3],其中观点有异同者达77处之多,主要集中在关陇集团、隋唐制度渊源和牛李党争等问题上。
一、 关陇集团问题
陈氏《略论稿》和《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氏族及其升降”提出了“关陇集团”的基本论点:宇文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割据关陇一隅,为与高齐、萧梁争霸,施行所谓“关中本位政策”;陈氏将“关中本位政策”下形成的政治集团称之为“关陇集团”,这一集团自西魏、北周经隋延续至唐初;“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采取压抑政策并垄断政权,但自则天朝开始破坏关陇集团,崇尚进士文词之科,锐意提拔“新兴阶级”,致使该集团解体崩溃[4]。岑氏在《隋唐史》中针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岑氏首先通过详细地统计唐太宗朝宰相的籍贯得出:太宗朝曾居相位者共25人,其中18人并非出自关中,而是广泛地来自江左、河东、河南、山东、江南等地,这些人已占去其时宰相总数的十分之七强,因此,认为唐太宗朝仍然保持着“关中本位政策”是不恰当的。“关陇集团”垄断政治的局面最早在隋文帝时已经开始动摇,唐初并未依旧实施“关中本位政策”的用人方针。这些意见不少研究者认为能够接受。岑氏的方法和结论还为一些隋唐史研究者所继承或引申。至于陈氏认为武瞾蓄意破坏“关陇集团”,岑氏置疑说:“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16人之一,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岑氏又通过统计得出:武后当朝期内曾任命宰相73人,确知为进士或明经出身者只各得11人(约占其时宰相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尚未见有偏向进士科之痕迹”。因此,“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岑氏通过统计结果得出的结论不无说服力。虽然武后的政策利于科举出身者济身于高级官僚集团,但其作用显然被陈氏所夸大,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其局面的确立似应在贞元、元和之际。
陈氏以为,武瞾破坏“关陇集团”后,“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209。岑氏指出,翰林学士“开元末始有此称”,直到德宗之后,“乃渐得势,上去武后已七八十年矣”;岑氏又举武后至肃宗朝科举文人而出将入相者的众多例证,指出“未见得边镇大帅‘非蕃将莫能胜任’”;进而举证天宝后以蕃族而位兼将相者十一人,反衬“太宗时蕃将虽不少,并无一人作过宰相。所谓将相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者,殊无以解于上述之事实也”。总之,岑氏主张“唐代将相并无显然之分途”(p113、p522)。岑氏的质疑并非没有理据,HT如即便在唐初,文武分途已是十分明显[5]。但值得注意的是,陈氏是在通观整个唐代统治阶级升降变化的历程后得出上述结论的。中唐以后中央高级官吏大都出自进士文词之士;天宝年间,虽不见得“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但西北、东北防边重镇节度使皆是蕃将,都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岑氏所举天宝后以蕃族而位兼将相者之11人[6],一方面恰好证明了天宝后节镇多蕃将的事实,另一方面,正如岑氏所说,大都是“方镇官已高,乃加宰相虚衔以宠之”之例,并非通常意义上在朝辅助皇帝处理万机之宰相。
与蕃将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安史之乱的原因及乱后河北的藩镇问题。陈氏认为“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安史叛乱的关键在将领之种族;安史败后,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180-208。岑氏首先指出安禄山并非如陈氏所说是月氏种人,且安禄山亦常败,善战与否不可简单就种族论之;复采傅安华之说,以为重用蕃将是适应某种需要而发生之政策,其运用可以有利,亦可以有弊,并无主导某事件发生之力量,陈说不无片面之处;又指出对抗唐室者只是方镇及其部将之首领。按岑氏所辨正不无道理:重用蕃将是玄宗朝边防形势所需,但并非蕃将就一定会叛乱;河北藩镇对抗唐室者也并非陈氏所说包括河北全民。
“李唐先世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173,这是陈氏“关陇集团”说衍生出的一个结论。岑氏对此提出三点质疑:如果李唐出自赵郡,何以皇族反不及赵郡李氏之可贵?宇文泰入关距唐初不久,唐高祖或他人应有记忆,何以公私著述竟未透露真相?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到唐时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何以李唐就坚持不改?以为“陈氏之说,殊未可信”,“李唐非原出赵郡”。但岑氏也未举出李唐出自的确据,只是在转述了缪凤林的胡汉混合说后,认为“此等问题,已觉不甚重要”,看来更确切的结论有待于新史料的开发。陈氏又称李唐自太宗始“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236,意图以此来说明“关陇集团”严厉压抑东汉魏晋以来炫耀门第和传统的“山东集团”并垄断了政权。岑氏质疑:“然陈氏又谓李唐为赵郡冒牌,果如其说,则太宗乃推抑其冒牌之族,于论难通,则不如缪凤林所辨:‘崇尚门地之习,初未因是而衰,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氏十房独有二十三人,则压抑摧毁云云,似亦未可概论。’立论更为明达。”按《新唐书·宰相表》列高祖、太宗两朝宰相33人,崔姓唯崔仁师一人,据《旧唐书》卷74本传,崔仁师系出山东寒门无疑,则所谓“崔氏十房独有二十三人”,皆在唐太宗以后,唐初确有压抑“中原甲姓”之事[7]。陈氏之说并非无据。此外,陈寅恪称“唐代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176,211岑氏以炀帝为地方革命所推倒质疑陈氏之说,其实陈氏已有解释称“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211,却不知岑氏为何忽略?唐得高丽而不能守,《述论稿》以为“实由吐蕃炽盛”304。岑氏谓此非主要原因,并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辽东路远,粮运艰阻;其二在突厥脱离,北边屡警;其三在东北两番,渐多作梗。岑氏的分析大抵合乎当时实情。但陈氏对此已然洞悉,陈氏说:“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方之高丽甚远”,“唐代之中国连结新罗,制服百济,藉以攻克高丽,而国力分于西北吐蕃之劲敌,终亦不能自有”295。则陈氏立说的目的在于证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述岑氏所说三方面的原因亦证明了此点。况且,中唐以前唐代武力重心在西北确是实情,且唐代边防形势西北、东北互动的情形也是客观存在的[8],故唐得高丽而不能守,“吐蕃炽盛”是主要原因之立说并不为过。
二、 隋唐制度渊源问题
陈氏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隋唐诸制度渊源有三:“一曰齐,二曰梁、陈,三曰魏、周。”5-6而岑氏观点颇有异趣。陈氏《略论稿》“叙论”说:“在三源之中,此魏、周之源远不如其它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6他认为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从北齐开始施行;隋文帝时已具备其基本条件;唐代府兵制前承齐、隋,而非西魏、北周137-139。还认为这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实行于设置军府的地域306。岑氏则在《隋唐史》中说:“府兵不是兵农合一”,“唐代府兵之渊源,可以下一断论:即西魏、北齐同日方自鲜卑,历周、隋以传于唐,是也。”下面按时代分述之。
西魏府兵。岑氏以为,东、西魏府兵制皆出自鲜卑,并非如陈氏所说东西对立。对《家传》所记“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才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中“六户”一词的理解,陈氏谓“盖指九等之户即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户而言”,以论证西魏之府兵最初为特殊阶级132。岑氏通过考释《隋书》二四《食货志》,以为“《家传》之‘六户’,同于《隋书》之‘六坊’[9],……简言之,东西魏最初之兵源,均取六镇鲜卑为骨干,必限于中等以上家者犹诸北魏之取强宗子弟。三等九品乃输赋多寡之分级,与兵制完全无关”。至于西魏府兵之扩大,岑氏以为陈氏所说始自周武不当。显然,与陈氏不同,岑氏主张东、西魏府兵皆承北魏,两朝制度甚相类。
北周府兵。《周书》卷5记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通鉴》卷168胡注云:“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陈氏以为:“令文既明言兵丁,而胡氏仅以‘境内民丁’释之,绝不一及兵字,其意殆以为其时兵民全无区别,与后来不异,则疑有未妥也。”137岑氏则说:“此是成丁平民每岁应征工作之规制,与府兵无关,胡注大致不误,……陈氏讥胡注以‘民丁’释‘兵丁’,不知此时为兵民分治,则由于误将‘丁兵’一词析为二事。”故岑氏称此为“与府兵无关而陈氏误会以为改制者”。总而言之,岑氏以为“北周府兵除募华人扩充之外,其余制度,相信与西魏无异。”按北周“丁兵”指服力役的平民,有时也有征戍之役,但与府兵不同,已是研究唐代兵制者的共识[10]。
隋府兵。《隋书》卷2高祖纪下称开皇十年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陈氏以为:“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对无暇业农者,自有不同。此诏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后之情状,或目府兵役属者所垦,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边地屯垦之军而言,史文简略,不能详也。……所可论者,隋文帝使军人悉属州县,则已大反西魏初创府兵时‘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即兵民分立之制。……而开皇三年令文隋书所载有‘军’字者,以开皇十年前军兵不属州县,在形式上尚须与人民有别,故此令文中仍以军民并列,至北史、通典以及通鉴所载无‘军’字者,以其时兵民在事实上已无可别,故得略去‘军’字。”138-139岑氏质疑称:“既曰史文不明,岂能即据以立兵民合一之断论?抑此二句不过谓每侍官占田若干及其家庭状况,都应依照平民一样,造籍造帐,并未包含侍官业农之意味,安见其与府兵初起时不同?……然此诏所要求者只其籍帐同于民,若夫指挥调度,仍一循北周之制,‘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已明白指出,无用犹疑。何况‘农’仅‘民’之一分子,纵让一步言之,‘兵民合一’讵能引申为‘兵农合一’之结论耶?开皇三年,‘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军人即军民之讳改,陈说同,明明‘军’与‘民’分举,陈氏竟解为‘境内兵民合一’,是陈说已内在矛盾。如果开皇三年军与民已无区别,又何需如陈氏所解释至十年而特令合一。”对于隋代府兵名目、阶等、隶属之更改,陈氏以为“隋代府兵制变革之趋向,在较周武帝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138,岑驳之以“殊不知西魏初置,职主禁卫,北周因之,于唐亦然,隋处于承上启下之时期,无所容其‘化’也”。
唐府兵。对于唐代府兵的来源,陈氏主军府地域内的普遍征兵说,他引《通典》卷6《食货·赋税下》载唐高宗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军,仍免庸调”,(陈氏误引为“每年放还,令出军”,岑氏已指出)称:“‘八等’之‘等’乃指户籍等第而言,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306岑氏质疑称:“按‘六户’非六等以上户,已辨见前节;府兵之家既不免征徭,自然有户等之别,从何见得府兵制普及于军府地域内之全部人民?”岑氏主张唐代府兵在原则上为世兵的征兵制,认为唐代府兵接受自隋朝者、太原元从者皆是世兵,指定区域拣选征充者,“一经拣定,仍为世户”。并称:“换言之,州内住有此项世兵者便为军府州,凡军府州地域都可乡亲递补的条件,其立法颇与清世八旗兵相类。”对于唐代府兵的性质,正如前述,陈氏主兵农合一说,他又引《贞观政要》卷2载魏徵所说:“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以为从租赋一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307岑氏反驳说:“按唐制贵族及士农工商阶级均可受田,惟自耕或否则非政府所过问,有受田之权利,自然有纳租赋之义务,故点府兵之家不见得定是农家,尤其纳租赋之家更不尽是农家。如谓未充府兵时须纳租赋便是兵农合一,论理上太说不过去。”对于唐代府兵的崩溃,陈氏以为由于吐蕃在唐西北边长期强盛,对其防卫,非从事农业的更番卫士所能胜任,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的“长征健儿”,遂使府兵走向崩溃306。岑氏则认为:“须知府兵之主要任务,在宿卫不在守边,统治者不可一日无宿卫以自固,故府兵去而骑立,骑废而禁军起,改变者只兵源及其组织,初非直接受吐蕃侵略之影响。”
上述可见,二者立论之异主要在于对现存有限史料的理解不同。自中唐以降,人们对府兵制度就已不甚了了。限于史料,历代史家在一些具体的字、词、句的理解上各执一词难有定论,陈、岑二氏的分歧亦复如是[11]。
陈氏据《新唐书》卷53《食货志》“……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因而申说:“史言其在相位庸碌,不敢有所裁决,自是实录,但施行和籴于关中,史虽言其议发于彭果,然实因仙客主持之力,乃能施行。夫关中用和籴法,乃特创之大事也,以仙客之庸谨,乃敢主之者,其事其法必其平生所素习,且谂知其能收效者,否则未必敢主其议。由此推论,则以和籴政策为足食足兵之法,其渊源所在疑舍西北边隅莫属也。”149-150遂提出唐代财政制度河西地方化一说141。岑氏质疑:1,既曰牛仙客“不敢措手裁决”,从何而断其极力主持?而且此议发自彭果,“彭果与此政策之内容究有何联系”,自应先行推考,方能得其渊源,陈竟以“难以考知,故置不论”两语跳过。2,陈氏谓主持一种政策者必先尝试行有效,证诸旧日政治家举动,多不如是,相反者则往往由理论而见诸实行,着一“疑”字,知彼亦不敢坚信和籴法之必创自西北矣。3,陈氏又引《隋书》二四《食货志》以证其出自西北之主张,但《隋书·食货志》并未声明官办只限于西北。然后岑氏列举七证以破陈氏之说,称:“合各证观之,和籴之法,隋之前早行于北魏,实由常平、均输演变而来,……贞观在开元前百年,京师已设许多和籴专官,开元十六又令所在和籴,足证其绝非‘河西地方化’。陈氏固屡引《会要》八八及九0两卷,独证圣元、开元十六两条避不提及,此非由于偶然疏忽,实‘系统论’之成见误人不浅也。”在岑氏看来:前引《新唐书》卷53《食货志》所说“初有”指河西而言,即是说,河西原无和籴,后因边军需要,乃将中原和籴法推行于河西,以充当军食;“广”则示原来关辅已行此法,不过是时再加扩充。陈氏不会其意,竟以为中央制度变而河西地方化,正适得其反。岑氏又指出,陈氏立河西地方化之论,原因之一在于过信《明皇杂录》“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12]。岑氏的结论是:和籴法确不始于开元间之河西,而是始自北魏迄于唐,由中央而及于河西。相比于陈氏经大量的假设和推论得出的结论,岑氏的结论似乎更有说服力。
与河西地方化问题相关的是隋唐皇帝频繁由陕幸洛之原因,陈氏把它作为河西地方化的背景来分析,以为除隋炀帝、武则天的幸洛是出于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外,其他皇帝幸洛的主因是关中经济供给困难。岑氏亦承认有经济原因的存在,但以为高宗、玄宗的幸洛,多半出于享乐的原因。两者立论的侧重点不同。
关于均田制。一、陈氏主北魏充作授受的只是原有官地说141,岑氏则以为均田只限国有土地说绝不可通,而是所有土地先收归国有再行均田。按这一问题事实上与对均田制性质的认定密切相关,国有论者往往与岑说同,私有论者则大多与陈说同[13]。二、唐代均田制之前承,岑氏作《魏、齐、周、隋男女授田标准亩数比较简表》后,称“略观上表,便知齐、隋之制,承袭后魏。北周授田,实际少于北齐唐制,女不给田,比北周为近而更加缩减。陈氏《略论稿》强调唐制承北齐,即此国政最重要之授田一项,已知其不然”。三、《魏书》卷110《食货志》所载太和九年诏称“课莳余种桑五十树”,陈氏断为“课莳,余种桑五十树”,岑氏对照《通志略》卷16的记载,断为“课莳余,种桑五十树”。又唐代定九等户的时间,岑氏称陈氏采《通典》六、《会要》八五说,误为武德九年,据《旧书》三及《通鉴》一九四应为贞观九年。大抵说来,岑氏在唐代均田制上亦破陈氏承北齐说,而主承北周。
此外,岑氏称勋官出自周、齐交战之际,周、隋一脉相承,然后在接叙武德初杂用隋制时,特用括号标出“此一显例可破陈氏唐制承北齐之说”。又,在论及唐长安之建制时,陈氏《略论稿》以为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64-82。岑氏以为其立论不确切,指出:宇文恺本鲜卑族,与西域无关;阎毗家世不明;何稠乃“西城人”,非西域人,故“陈所谓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俱含西域血统者,实属厚诬。”上述表明,岑氏对陈氏隋唐制度渊源说的多个具体层面,包括府兵、财政、均田、官制及京城建制等,都进行了详尽地辩驳或修正。其中府兵、均田、官制均破陈氏承北齐说而立承北周说;财政制度则破陈氏河西地方化之说而立中央制度及于河西说。
三、 牛李党争问题及其他
所谓牛李党争,照《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的说法,是唐朝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这场争斗始于宪宗元和三年制策案,至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贬死崖州止。陈氏在《述论稿》中对牛李党争问题提出了一些对以后的研究影响很大的新观点:李党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大抵为“山东士族”旧家;而牛党大抵由进士出身、以浮华放浪著称,多为高、武以来的“新兴阶级”232。但士族中也有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者,他们在实质上已不能算是旧族,而与“新兴阶级”无异238。李党中也有进士出身者,牛党中也有旧士族出身者,但这仅是少数特例,牛李党争的实质是两晋、北朝以来重门第家风的山东士族与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的新兴阶级的争斗244-245。
《隋唐史》首先对《旧唐书·李宗闵传》中有关牛李党争的记载提出置疑。岑氏引《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至是恨度援德裕,罢度相位,出为兴元节度使,牛李权赫于天下。”以为“牛李”指前文之“二憾”无疑;又引《新唐书》卷174赞:“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以为“牛李”之“牛”原指牛僧孺,“李”原指李宗闵,“牛李”一词之初意,原用以指斥牛僧孺、李宗闵之结党营私。岑氏又引范摅《云溪友议》卷八、《玉泉子》、裴庭裕《东观奏记》上的记载及宋人孙甫《唐史论断》的说法,立“李德裕无党”说。岑氏对“牛李”一词原意的考察值得注意,但他的“李德裕无党”说也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质疑[14]。
岑氏又对陈氏之说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并对陈氏立说的依据一一进行了辩驳。
1,陈氏据《旧唐书》卷119《崔祐甫传》:“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及祐甫代衮,……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八百人”,以为祐甫代衮,用人不拘于进士,“是前日常衮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246。岑氏据唐代进士名额平均每年绝不过三十之数,假定任何时期可能在仕途之进士数目为六百,推论出唐代进士远远不能满足官员需要的结论,认为中唐后进士地位虽取得优势,但并不是说进士科可以把持整个仕途,任何人执政都不可能全用辞科或完全排斥非辞科[15],“常衮之偏差大约只是对于非辞科出身者不喜援引”,陈氏之推断错在过信《旧书》所记模糊之词。
2,陈氏以郑覃女孙所适为九品卫佐之崔皋为保持旧族门风。岑氏举李德裕为例,以为德裕乃淮南使相之公子,竟娶一个“不知其氏族所兴”及“不生朱门”之刘氏为妻[16],如依陈氏之说法,则德裕已门风沦替与“新兴阶级”同[17]。
3,陈氏称李珏、杨嗣复“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已与新兴阶级无异238。岑氏质疑之:称沦替殆尽,有何证据?如依陈氏标准,李珏初举明经,还继承着北朝经术,未得为“家学衰落”,杨嗣复之父於陵,“居朝三十余年,……始终不失其正”,更不能说其“门风废替”。因而李珏、杨嗣复皆是旧族无疑。
4,陈氏据两《唐书·杜佑传》,谓杜佑以妾为妻,不守闺门礼法;又谓杜佑父杜希望以边将进用,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因此以杜牧之浮华放浪为家世风习而列其入新兴阶级250。岑氏据《五总志》的记载,认定所谓以妾为妻,乃发自德宗的敕封,但杜佑仍未正妻号,故陈氏失检;又据《元和姓纂》,杜佑父杜希望曾为恒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并不能算是边将,希望之祖为荆、益二州长史,父为右司员外郎、丽正殿学士,正是胜流士族之所任。故杜牧不过是出自旧门而特以浪漫著称者,则浮薄之士,不一定出于新兴阶级。
5,陈氏以经术为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进士文词为武后以后之新学,新旧之殊实由门族之异241。岑氏以为诗体溯源于《诗经》,赋体极盛于两汉,初唐诗格仍上继齐梁,皆不可谓之“新学”。又据《唐会要》卷75开元廿五年敕“明经以贴诵为功,罕穷旨趣”,及《南部新书》乙唐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等记载,质言“流弊如此,安得称曰经术?更安得谓由门族之异而所习各殊”?而且,自中唐以后,进士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说两科各以一定之社会阶级为代表,如何能划分进士科为新兴阶级?故以进士、明经两科所习不同为区别新、旧族的标准是不可取的[18]。
6,关于新、旧族之定位,岑氏尚有三点批驳:李唐皇室成员中既有牛党,又有李党,陈氏解释为中唐以后,皇室远支政治社会地位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故对新旧阶级的斗争处中立地位,既可为牛亦可为李245。岑氏质疑:李回是太祖系,比李宗闵高祖系支派更远,何以李回又编入“李党”?陈氏又以郑覃为例,以为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争者必是其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门风家学者245。岑氏举前述李珏、杨嗣复为例,以为李珏以明经举,杨嗣复之父在朝“始终不失其正”,反证陈氏所举郑覃之例只是特例而已,并不具有普遍性。陈氏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247。岑氏以为“彼辈以旧族自居,时人信之,此是当年之现实”。
总之,在岑氏看来:陈氏以门第、礼法、经术、家风、科举来区分党派很难自圆其说;新兴阶级与旧族之间的界线过于模糊;陈氏“团团转”的论证方法太过牵强。因此,岑氏认为“新”、“旧”族的区别标准,“指其人所属之整个氏族而言,有远系可考者曰‘旧’,无远系可考者为‘新’,……不问本人之富贵、贫贱及行业如何”。岑氏确实界线分明,简捷明了。然而,把“新”、“旧”族简单地加以绝对地对立,“二者必居其一”、“非此即彼”,这种简单的二分法,相对于陈氏“新”、“旧”族之间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后者似乎更具有辩证的色彩。一般而言,中古大族的“新”、“旧”是一个包含学术、门风、婚宦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外延极其丰富的概念,岑氏以有无远系可考为标准不免过于单纯。
陈氏所论及的牛党和李党的人数(各为23人[19]和8人),岑氏一一考查了他们的门第、出身,认为两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科举出身,旧族的李德裕也通过科举奖拔孤寒,新兴阶级的牛党也多有旧族出身者[20]。所以,岑氏认为:牛党与李德裕之争,并非“门第”与“科举”之争,只是同一士族阶级内结党营私者与较为持正者之间的相互斗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陈氏认为牛李党争的实质是“山东士族”与“新兴阶级”之争的看法,是建立在对两晋、北朝下至隋唐长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史发展的考察之上的。陈说将作为李党骨干的山东士族与旧族等同,将“山东士族”与“新兴阶级”对立起来,岑氏却将这种对立单纯地看作是“科举与门第之争”。正因为这样,日本学者渡边孝认为“岑氏的批判也有简单化之嫌”[21],可谓持论公允。
就《述论稿》认为李党主张积极削藩、牛党则态度消极255,岑氏提出:“陈氏以为牛党反对用兵,仍属皮毛之论;杜牧献策平泽路,杜悰再收维州,白敏中出征党项,都是最好之反证。”岑氏之反证俱有确据,且李党内部亦非均主张用兵,因此,在削藩问题上,所谓李党积极论和牛党消极论,只能是概而论之[22]。与牛李两党对待藩镇的态度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牛李党争的开始期限问题。陈氏认为:“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吉甫为人固有可议之处,而牛李诋斥太甚,吉甫亦报复过酷,此所以酿成士大夫党派竞争数十年不止也”252,260。陈氏显然承前述《旧唐书·李宗闵传》的说法。在岑氏看来,无论《旧唐书·李宗闵传》之始于宪宗元和三年,还是《通鉴》长庆元年的说法,都存在问题。因为元和三年制策案中,牛所“诋斥”者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23];若定于长庆元年,则须下至咸通初元才够四十之数,其时李德裕已贬死崖州十余年。看来党争起始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除上述外,岑氏尚有一些批评意见散见于《隋唐史》中,兹略述如次。
关于古文运动之始,陈氏以为“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乃安史变乱之刺激反应也”455。岑氏质疑之:此说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及子昂、二张、富、李邕等之成绩,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萧、李、独孤致力古文,皆在天宝末以前,天宝末颖士已驰名国外,故陈氏说其产生于安史变乱之刺激,乃任意牵合。岑氏认为“唐文起八代之衰,断推子昂为第一”。按对陈子昂在唐文改革中地位的卓见,是岑氏唐史研究的重要创造发明之一。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述永贞内禅事云:“时太上久寝疾,宰臣用事者都不得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陈氏由此以为刘禹锡所言禁中事与韩愈所说同254。岑氏以为刘禹锡是用隐晦的方式在为王叔文辩护,非如韩愈对叔文采诋毁之态度,故谓陈氏“犹未窥《子刘子自传》之真意”。不过陈氏之意旨在说明韩愈《顺宗实录》所记载之永贞内禅事可信,从而进一步为其唐代皇位继承不稳定及外朝党争实受内廷阉寺党派影响之论立据。《白氏长庆集》卷40《与回鹘可汗书》云:“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今数且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对此记载,陈氏提出三项疑问,并推测“回鹘每以多马贱价倾售,唐室则减其马数而依定值付价”,进而得出“唐回马价问题,彼此俱以贪诈行之”的结论[24]。岑氏以为:陈氏之疑,在于未注重“方圆支”三字实是“先圆支”之讹,方圆支者犹谓先行筹给一笔数目,即二万匹全数收买,惟马价未立时付清,如此,则陈氏之疑可释,陈氏之结论应有所修正。其意以为回纥有倾售之嫌,唐朝无欺诈之实。按“方圆支”是唐后期极为普遍的支出方式,可解释成转折给用,即在支用时有一定的灵活性1204-1206。如此,则最终唐政府确实是依定值付马价,陈氏之结论虽据推测,相信是近理的。
四、余论
岑、陈二氏都前承乾嘉学风,注重实证。陈氏还深受西欧实证史学集大成者兰克学派的影响[7],岑氏更是以考据名家,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何《隋唐史》对陈氏观点有如此多的批评?
岑氏在《隋唐史》的《编撰简言》中称其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岑氏之“专门化”,其义有三:一曰专题研究;二曰专深研究;三曰独创性研究,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与补缺。此为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实亦乾嘉考证学派传统[25]。因此,《隋唐史》因事立题,目的是对隋唐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便读者对相关问题能有比较深刻全面的了解。陈氏《略论稿·叙论》述其内容及体例:“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其体例……,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可知陈氏此书体例仿照古代典章制度通史,目的在于通论隋唐制度的渊源流变。陈氏《述论稿·自序》称其写作,“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原不敢谓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中也”,则陈氏此书前承《通鉴》,本意在于通论有唐一代政治史。可知岑氏《隋唐史》和陈氏“二稿”在编撰目的及体例上选择了不同的方向,读者只要翻看《隋唐史》及陈氏“二稿”目录便可对此了然于胸。大体而言,陈在通,岑在专,《隋唐史》虽属一代通史,实为若干专题之集,“二稿”虽属专题论著,则实为南北朝隋唐长时段制度、政治、文化、社会之通史。
上述不同遂使二者立说的视野、立足点及侧重点亦相异。有如在不同的高度看风景,位置低者看得真切,视野难免受限;位置高者,视野宽阔,细部或失真切。二者各有利弊,却难言孰优孰劣。岑氏《隋唐史》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对隋唐史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辨析和探讨,对陈氏在一些历史事件、现象、人物、制度等方面的观点和结论,一一排比文献记载之异同,条分缕析、去伪存真地进行辩驳。岑氏的分析往往依据可靠,立论坚实,其辨析更是精辟入微。他的创造性发明,如关于陈子昂在唐文改革中地位的卓见、推倒《通鉴》对李德裕的不实之词等,都值得后来者仔细研读、吸收[26]。陈氏“二稿”则重点在探讨隋唐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他也对具体历史事件、现象、人物、制度进行考实,但意图往往不在考实本身,而在于考察各种历史事件、现象之间的联系。因此,具体到每一个历史事件、现象、人物、制度时,陈氏往往措意不多,难免偶有失检之处,遂为岑氏所批驳。然而,陈氏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通识,使他能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着眼,通过考察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的渊源流变,究明六朝隋唐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趋势[27]。此外,陈氏以门阀士族集团的兴衰分化过程作为考察六朝隋唐统治阶级升降的一条主线,其论述的大部分观点都是围绕着门阀士族这条主线,从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入手来分析的,这既有他的优点又有他的缺陷,正如严耕望先生所云:“治学长处在于提出一个深具启发性的见解,但往往过分强调这个见解,有时为了强调新见解而走偏锋,自是他的短处。”619与陈氏不同,通观岑氏《隋唐史》,我们很难找到一条贯穿全文的主线,也难以明确其具体的理论取向。这样做的优点是:岑氏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往往较少受旧说的束缚,也不会囿于主线、理论的主观限制,故多能从客观立论;缺点是:缺少主线的贯穿、理论的指导,就在理解贯通六朝隋唐长时段、大跨度问题时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如以有无远系可考作为区别中古社会“新”、“旧”族的标准;把牛李党争的本质理解为单纯的“门第”与“科举”之争等。当然,岑氏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所采用的方法,如对牛李两党成员的门第和出身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唐太宗朝宰相籍贯加以分析统计的方法等,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也被之后的批评陈氏观点者所继承和引申。因此,后来的隋唐史研究者往往以陈、岑两家的说法为起点,展开连续的讨论,一些涉及隋唐历史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如关陇集团的存续问题、牛李党争问题等等,莫不如是。可知陈、岑二氏在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各自建树,以及他们研究的各自局限性,恰恰构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注释:[1]本文所用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的《隋唐史》,以下引用时除特殊情况,均直接在文中出页码,不再另注。[2]迄今为止,对岑、陈二贤隋唐史研究的不同见解进行比较研究的专文,仅见傅乐成《中国史论集》所收《陈寅恪岑仲勉对唐代政治史不同见解之比较研究》一文(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然而也仅限于从关陇集团问题的几个方面立论。[3]本文所用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乃《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三书合订本,以下引用时仍出以原书省略名,页码则据合订本。[4]《略论稿》,第92页;《述论稿》,第176-177页。又关于“关陇集团”概念的概括参考了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5]参阅黄永年《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载《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9-182页。[6]这11人是: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7]参阅布目潮沨:《唐初的贵族》,收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50-653页。且关中、关东的对立颇有渊源,详见牟发松师《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刊《文史》2003年第1辑。[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版下册第1211),吕氏几乎全文引用了唐长孺先生关于唐代边防形势西北、东北互动的观点。又笔者通过统计《旧唐书·玄宗本纪》关于玄宗朝与西北、东北少数族政权的交往记录,亦得出了与唐先生相同的结论,详见拙文《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文史哲》2004年第6期)第三部分《李林甫之引用蕃将》的分析。[9]岑氏《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认为“六坊之人就是六镇南迁之人,‘六户’就是六坊之户”。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41页)则以为岑氏此说缺乏史实根据,并基本同意陈氏的说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41页)。[10]参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205页。最近的研究如[日]佐川英治:《北魏的兵制与社会——从“兵民分离”到“军民分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1]史学界关于府兵制的讨论,可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府兵制”条目下的介绍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25页。[12]为强调陈氏过信之误,岑氏又指出:“安远是‘开远’之讹,陈氏谓本名‘安远’,实未详考故书”。详见《隋唐史》p367。[13]史学界关于均田制的讨论,可参见前揭《二十世纪唐研究》“均田制”条目下的介绍评析,第311-318页。[14]参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0年版第665-666页;卞孝萱:《“牛李党争”正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15]又参《隋唐史》对《述论稿》“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的批驳。[16]陈氏以刘氏为李德裕之妾,岑氏以为陈误,刘氏是李德裕之妻而非妾无误。详见《隋唐史》p397。[17]又参《隋唐史》对《笺证稿》所说唐代以婚、宦为评量人品高下的标准之批驳。[18]参阅《隋唐史》,第182-185、400、608页。[19]对于陈氏把白居易、萧亻免二人列入牛党,岑氏特别提出质疑,以为二人皆不能称牛党。参《隋唐史》第401-403页。[20]岑氏对牛李两党成员的门第和出身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为反对陈氏观点者所继承。如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李浩《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等,余不俱列。[21]
[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第20页。[22]上揭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第26页。[23]唐长孺:《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收于氏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6页;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69-75页)皆持此说。[24]按陈氏之疑问详见《笺证稿》,第562-563页。[25]参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胪列清人之治学方法。朱维铮校注本《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26]详参姜伯勤为河北教育版《隋唐史》所写的前言。[27]参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第三节《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本节有关陈寅恪氏历史观的论述,借益于牟师该文颇多,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
2002吴宗国.科举制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J].北京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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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元白诗笺略稿[A].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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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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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3-21.严耕望.访谈录二:忘情于“不古不今之学”——访严耕望教授谈中国中古史研究[A].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1.(作者简介:宋社洪,男,湖南汝城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内容提要】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关 键
词】岑仲勉;陈寅恪;学术批评;唐史研究;考据之学

【作者简介】项念东,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诗学与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20世纪学术史上,撇开特殊年代之弦箭文章不论,出于学术讨论心态或公开或私下对陈寅恪学术有所批评者并不在少数。其声名卓著者,即有张尔田(1874-1945)、朱希祖(1879-1944)、岑仲勉(1886-1961)、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钱穆(1895-1990)、钱钟书(1910-1998)等人。然若论公开批评最力者,恐莫过于岑仲勉,且集中于隋唐史这一同让二者享有令名的学术领域之中。

学术同行之间互有批评本属平常。一般来说,如果排除学科间的隔膜,则知识领域、学术风格越接近,讨论同类问题的深入及精细程度越高,产生分歧的可能性也越大,其中所蕴含的学术再生性也越强。岑仲勉对陈寅恪之批评正可做如是看。岑陈二氏不仅均于西北边疆史地、中外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隋唐史等多有著述,且都掌握多种文字、擅用“对音”对史料做历史比较语言学之研究,在治学风格上更同属精擅“考据之学”者。因而,倘就治学领域及整体学术风格而言,二者极具对话性。而且实际来看,岑仲勉对陈寅恪有关—“牛李党争”与中唐政治、文化,“进士科”之崛起与唐代文人、文学—等诸多问题的批评和讨论,不仅在很多细节上弥补、修正了陈寅恪的某些思考罅隙及论述不周备处,其所提出的“李德裕无党”说、进士科人员选用一己“关中本位政策”之反思等史学问题,也直指陈寅恪关键论据之可议处,成为后此学者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重要缘助。

然而问题尚不局限于此。从学术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学人之间的思想交锋往往会有两种情形,一种主要表现为具体学术观点之分歧,如朱希祖对陈寅恪李唐氏族之研究的批评①、张尔田对其李商隐《无题》诗系年释证的指摘②、郭沫若对其《论再生缘》的讨论③等;另一种则更多含有整体学术思考方向、学科知识背景乃至生存感受之差异,如钱钟书对其诗史释证思路的批驳④,钱穆对其治史思路与论学风格的批评⑤等。表面上看,岑仲勉对陈寅恪之批评似属于前者,而究其实,则为学术个性及方法进路之差异。二者虽同属治“考据之学”者,均以扎实细密的史料辨证著称,但各自研究进路实际并不相同。辨析其差异可以发现,倘说钱钟书与陈寅恪之分歧在文史两种学科特性之辩驳,钱穆论陈寅恪为治史方法上义理或考据之欹重,则岑仲勉对陈寅恪之批评,实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尽管岑仲勉对陈寅恪这番“批评”并未得到后者的正面回应,也并未受到现代学者的太多关注,但却是了解岑、陈二公学术“异同”乃至20世纪文史考据之学内部分野的重要事件。

一、《隋唐史》集矢于陈寅恪

《隋唐史》集矢于陈寅恪,傅乐成曾称之曰:“批评甚力,为陈书刊布以来所仅见。”⑥倘就问题涉及面而言,此一评语至今恐仍不为过。辨析二者具体历史观点的不同,自是后来学者已然注意到的用功方向⑦。但追寻二者论证思路的构成则可发现,岑陈二氏学术思想及方法方面实存在较大差异,值得深长思之。

1948年7-8月间,岑仲勉离开任职达十一年之久的中研院史语所(1937年-1948年),南下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隋唐史》一书,即由其授课讲义整理而成。初为油印讲义,编定于1950年,后以《隋唐史讲义》为名由高等教育部印发各高校做参考资料,1957年12月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初版时,出版社曾有一“出版说明”:

本书是广州中山大学岑仲勉教授根据几年来讲授隋唐史的讲义整理编成。隋史共十九节,唐史共六十八节,并有图十四幅(笔者按:今中华书局本“附图”只有十三幅)。

全书用文言文,便于同学习读古代文言史料;涉及到隋唐两代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史的各个方面,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对于隋唐的中外关系,亦堪注意。

本书材料丰富,注尤多精辟,考据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意见不同的,有剖析,也有自己的见地……

这段简介性文字有两处值得注意:其一,其书重考辨、多辩驳的特点;其二,岑著讨论问题的方式——“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这里先说前者,后一问题下文再说。

许冠三论陈寅恪之史学成就,认为其对新史学之贡献“首推史料扩充”,为学尚“喜聚异同宁繁毋简”⑧。然就岑著《隋唐史》来看,实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岑著对其所讨论的问题——哪怕一细小问题,也广搜各种原始史料及后人相关研究成果,细做排比考订,可谓涸泽而渔、不厌其详,深得清儒“无征不信”之旨。正因为此,其书或在正文或在注释中对各家短长不免多有析论辨订。譬如“隋史”第十七节“三伐高丽”,史料引证之外,先在正文引述金毓黻《东北通史》对隋炀致败之因的分析并略做补充后,又在注释中列举黄元起《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1953年6月河南《新史学通讯》)对隋失败缘由,以及赵俪生、高昭《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对隋之“三伐”之必然性的分析,再加以讨论辨析,一如今人之驳论文章⑨。岑著这种撰述思路,在并时诸家唐史论著中可谓少见。1955年他在谈及《府兵制度研究》编写体例时,曾引述苏联学者帕夫林诺夫谈教学大纲编写问题的观点:“某一问题不管其章节顺序如何,都必须包括祖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贡献,以及唯心论观点与唯物论观点对比问题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然后指出:

略察近年编写的作风,似乎并未充分展开批评。这固由一些人要保存自己的威信,不惯接受,然亦我国为贤者讳的旧传统思想依然存在之故。而且,专提个人意见,不广征博引,是否恰得正鹄,常有问题;姑舍此不论,为要使读者出钱少费时少而获得像多读几本书不须另行参考的利益,尤其是使读者或可借此作进一步研究之引线,也应该像帕夫林诺夫所说的那样来处理问题⑩。

此处所述“我国为贤者讳的旧传统思想”,正是其40年代所撰《唐方镇年表正补》中已然予以批评的问题(11)。就岑仲勉而言,其一生治学极反感此类“为贤者讳”的学术乡愿,尝言“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12),故其平生与并时学者多有批评往还。如1935年2月与向达关于《〈佛游天竺记〉考释》一书的论辩,1947年12月与李嘉言围绕《贾岛年谱》的论辩等等。因此,尽管《隋唐史》“考据异同、辨别真伪”的例子很多,广泛涉及对蓝文征、缪凤林等诸多学人之批评讨论,但其批评显非出于党派意气抑或文人固态,而究属一种纯正学术之探讨应无可疑。

然而可以指出的是,尽管岑著以“宁繁毋简”而对“各家意见不同的”均有所批评和讨论,但全书攻驳最多者则属陈寅恪。初读之下,往往会让人以为此书专为论检陈氏之失而作,以致金毓黻于上世纪50年代初读岑著,即留下“若岑氏则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的印象(13)。

《隋唐史》分隋史十九节,唐史六十八节,批驳陈寅恪者,涉及隋史三节,唐史二十一节,后者比重几占唐史专题篇目三分之一。总计二者,约有七、八十处,多就陈寅恪“唐史三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之具体论点而发,主要集中于牛李党争与中唐政制、李唐氏族及“关中本位政策”、府兵制及隋唐典制渊源等三大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三大问题其实际涵盖面已然涉及隋唐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史学研究的诸多侧面,堪称具有主导思路性质的唐史研究课题。因而某种程度上来说,岑仲勉与陈寅恪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意味着二者隋唐史研究整体思路和学术关注点的差异;或者说,论析二者有关此三问题的具体意见分歧,其实亦可视为讨论二者隋唐史研究乃至整体治学思路之差异的重要视角。当然,相比较来看,三大问题中,牛李党争、“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说)相对府兵制问题而言,更属一种带有“历史解释框架”性的问题,且现代唐史学界以陈寅恪的观点最为代表(14)。所以,岑仲勉与陈寅恪在此二问题上的分歧更值得重视。

那么,如果将上述分歧与岑仲勉撰著《隋唐史》之前的学术历程相联系,则可发现如下四方面问题:第一,早在1937年撰写《唐集质疑》时,岑仲勉本赞同陈寅恪关于李唐皇室压制山东甲族大姓之说,至《隋唐史》却转而认为陈说“于论难通”。第二,岑仲勉上述观点的转变与其坚信并着意辩解“李德裕无党”说密切相关。第三,岑仲勉“李德裕无党”说的关注重点,在李德裕其人之人格、功业,与陈寅恪所关注者在有唐一代政局、文化之转移不同。第四,其关注重点的不同,其实正因为研究思路及学术方法存有内在差异。而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着意文献考辨的研究思路及学术意义。

二、“李德裕无党”说

“唐室累代其初对于山东旧族本持压抑政策”(15),本是陈寅恪早在1931年所发表之《李唐氏族之推测》(原刊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中已明言,后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一再予以申说的论断。《推测》一文在谈到太宗朝敕撰《氏族志》时即指出:“盖重修晋书所以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敕撰氏族志,虽言以此当时之弊俗,实则专为摧抑中原甲姓之工具。”(16)陈文发表后,以其所论李唐先氏出于胡族一点,曾遭致当日史学界名流朱希祖的批评,朱氏先后撰有《驳李唐为胡姓说》(原载1936年《东方杂志》33卷15号)、《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原载1937年《东方杂志》34卷9号)二文,对陈寅恪之观点予以辩论。而陈寅恪复撰《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原载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4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原载1935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本2分)二文予以回应。对上述诸文以及陈氏观点,作为学术同道且与陈寅恪略有交谊的岑仲勉应不会陌生(17)。

1937年冬,岑仲勉随史语所南迁长沙后不久写成《唐集质疑》(后刊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其“韩愈河南河阳人”条有云:“元魏以来,崔、卢、李、郑,山东甲族,太宗崛起,虽尝有意扫荡(旧书六五),而门户之见,卒莫划除。”由紧接其后所述“唐人游宦,往往随地占居……然必举其望而不举其居者,固以别宗支,尤以显门阀也”(18)一语,可知前提“门户之见”之“门户”实即后文之“门第”。故“有意扫荡”一语,可见其对陈寅恪观点本持赞同态度。然而到《隋唐史》中却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然太、高两朝之意,无非禁其贩鬻婚姻,未尝妨其发展,陈寅恪乃谓:“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其事创始于太宗,为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李唐氏族之推测)然陈氏又谓李唐为赵郡冒牌(见前一节),果如此说,则太宗乃推(笔者案:应为摧)抑其冒牌之族,于论难通,则不如缪凤林所辨:“崇尚门第之习,初未因是而衰,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氏十房独有二十三人,则压抑摧毁云云,似亦未可概论。”(通史纲要三册一八八页)立论更为明达(19)。

正如傅乐成评岑氏此语所指出,一方面,李唐皇室对山东甲族的摧抑政策,“其目的只在压低山东旧家之声望,增强皇室之地位;非谓视之共工驩兜,投之四裔而不与同中国也”;另一方面,“太宗摧抑山东旧家为一事,其政策收效不宏为另一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尤不能以唐代宰相出身山东旧家者甚多证明太宗并未压抑山东旧家也”(20)。所以,岑仲勉的这番批评显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说何以太宗会摧抑其“冒牌之族”,这一点陈寅恪原文已提示——既然李唐皇室先世系谱本出于伪造,在其时特重门第的风气之下,鼎革之后自不能再自乱世系、改回郡望,同时为增重帝室声望计,亦只能摧压包括赵郡李氏在内的所有山东甲姓。故而,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于论难通”亦难成立。实际上,《唐集质疑》所述太宗对旧家“虽尝有意扫荡,门户之见,卒莫划除”一句,其实已经指明,对于政策制定者的唐太宗而言,“门户之见,卒莫划除”只是一种事与愿违而已,其“有意扫荡”之初衷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隋唐史》何以又自违前言?这似乎不得不提到陈氏《推测》一文论旨之所在。陈文末尾提到:“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其事创始于太宗,而高宗继述之,遂成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魏晋以来门第之政治社会制度风气,以是而渐次颓坏毁灭,实古今世局转移升降枢机之所在,其事之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至深且久。”(21)世所熟知,陈寅恪之史学研究最重“种族及文化二问题”,他曾明言“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而魏晋以下世家大族所维系的“政治社会制度风气”的衰落,正是其所关注的最主要的“文化”问题。本于其“近真实而供鉴戒”之治史宗旨(22),陈寅恪遂有此后“唐史三书”之造作。其中,中唐党争问题,正是其此后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李唐一代,太宗所创始的对山东甲姓之抑制政策,直接导致此后高宗武后朝崛起的进士出身的新兴阶层与维系旧日礼法门风的甲姓旧家之间形成对立。尽管陈寅恪也曾指出:“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但是,“两者分野之界画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求之,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以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勾结利用之隐微本末,始可以豁然通解”。可见,陈寅恪对李唐氏族之考辨以及“关中本位政策”说的背后,直接牵涉到近世有关“牛李党争”问题的那一大判断——亦即发自大儒沈曾植而详尽推阐于陈寅恪的那个命题——“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中晚唐时期分别以牛僧孺、李宗闵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两大集团间的政治纷争。一般以为,这场纷争起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策案,终于宣宗三年(849)李德裕之贬死崖州,贯穿宪、穆、敬、文、武、宣六朝,长达四十余年。旧日史书如《旧唐书·李宗闵传》《通鉴·唐纪》等均从牛、李等人私门恩怨立论,而近人沈曾植始提出“科举门第之争”的问题。陈寅恪正是在沈氏说法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阶级两者互不相容……Olgul
ApChaGi(23)即从“科举与门第之争”推扩为“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两大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角逐,成为后此学人解释中晚唐政局、文化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考框架。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岑仲勉恰持有不同意见。他自40年代以来则一直坚持“李德裕无党”说(详见后文),故而其之所以自违前言,很大程度上亦正因为此。《隋唐史》第四十五节“牛李之李指宗闵(宋祁说)李德裕无党(范摅、玉泉子、裴廷裕及孙甫说)”,集中辨及“牛李党争”问题,并针对陈寅恪的观点细述其“李德裕无党”的结论。文分三点:一是李德裕无党;二是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儒放弃维州;三是吉甫何以被谤。其对陈寅恪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第一要点——当然三个要点本为一整体。其中,岑仲勉提到四个应予注意的问题:第一,“元和以后,标举‘牛李’一词,牛指僧儒,自无待论,‘李’则相沿以为指目德裕,或且推及其父吉甫,此应辩明者一”。第二,“德裕与僧儒不协,益令人误信德裕确树党与僧儒为敌,此应辩明者二”。第三,“牛党对德裕父子多怨词,在现存晚唐史料中,渗杂不少,此宜辩明者三”。第四,“更有以为僧儒、德裕分树两党,各自有其阶级分野者,如沈曾植谓‘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此或一时不经意之言。近年陈寅恪从而推阐之,然其论实经不起分析,此宜辩明者四”。

岑氏对陈寅恪的批评集中于第四点展开。首先,陈寅恪曾提出,代宗、德宗之世崔祐甫代常衮当国对待进士一途的不同选用态度,适为此后李德裕与牛党争执之先声:“是前日常、崔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读史者不可不知其一贯之联系也。Olgul
ApChaGi(24)而岑仲勉则从估算当日进士人数“平均每年绝不能超过三十”入手,指出即便假定任何时期可能在仕途之进士数目为六百,但仍然“大大供不应求”。他因此提出,用是否“重科举”来判分牛李之别是不恰当的——“是知任何人执政,均无全用辞科或完全排除非辞科之可能”。

其次,陈寅恪在“科举与门第之争”的基础上又提出,牛李之争,实为以文词浮薄之士所构成的“新兴阶级”,与以经术、礼法为门风的“山东旧族”两大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角逐。对此,岑仲勉列举多例以证其非。如李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何以反娶一“不知其氏族所兴”“不生朱门”之刘氏为妻,“岂非德裕已门风废替与新兴阶级同流耶?”李德裕当政之际曾一再奖拔孤寒之士,此与“李党重门第”岂不相违?等等。而对陈寅恪所指为新阶级,或为“旧习门风轮替殆尽”转与新兴阶级同流诸人,岑仲勉又一一辨说,如谓李珏初举明经显为北朝经术之继承,而史载杨嗣复之父於陵居朝三十余年始终不失其正,则所谓李、杨等人“家学衰落”“门风废替”显难成立;又谓杜牧虽浪漫而不免浮薄,与两唐书载其祖杜佑以妾为妻、不守闺门礼法看似“家世风习”,但据《元和姓纂》可知杜佑一门本为胜流士族,故杜牧不过出自旧门而特为浪漫耳,“何曾必在新兴?”

再次,对于陈寅恪所说新旧两大“阶级”互不相容但也“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岑仲勉更持50年代初特有的阶级对立的两分思维,视之为一种“‘团团转’之论证方法”:“近世论阶级烙印,并不容易脱换,今所谓‘两阶级’既绝无釐然界限,究属新兴抑属旧族,可以任意安排,执‘既自可牛……亦自可李’之游移态度,或更谓‘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不了了之。”

最后,岑仲勉又采用书中所引缪凤林辨崔氏一族在唐宰相中比例的统计法,列两表,分别统计所谓“牛党”二十三人及“李党”八人各自的家族出身及科举状况,然后指出:“牛党多佥壬(笔者案:佥壬即奸人、小人之意),稍持正者即嫉之,故反对牛党者可能是中立派,不必定是‘李党’,此一点,《述论稿》似乎分别不清。”同时更提出:“质言之,从古史中寻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离开进士,无论旧族、寒门,同争取进士出身,寒门而新兴,亦复崇尚门第,因之,沈氏‘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原则,微特不适于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党魁,亦须列诸例外。是所谓‘原则’,已等于有名无实。如斯之‘系统论’,直蒙马虎皮而已。”(25)

从以上所征引岑氏对陈寅恪的批评可以看出,陈寅恪在沈曾植原有观点基础上“推阐”而出的所谓“山东旧族”与“进士科新兴阶级”的对立,实际是从当日两大社会阶层之构结、斗争及其对社会文化之影响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新审视唐代历史及文化走向的大判断。而岑仲勉依照50年代通行的“阶级对立”思路,不仅误解了陈寅恪原本指谓社会阶层的“阶级”概念,也使得其顺理成章的否定了陈寅恪有关两大“阶级”内部关联之复杂性(或曰流动性)的解说,并进而排斥了其整套思路(26),从而将问题化约为以“科举”“门第”之别来辨牛李党争。由此一层化约,则其最后采用统计法,分析两大阶层人员是否出身旧家抑或进士,也就很容易的找到了陈寅恪立论的罅隙和不周备处,从而确立其“李德裕无党”说。

而此节后二要点“二,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儒放弃维州”“三,吉甫何以被谤”,一在以维州事为例辨李德裕无党但有执政策略,以求扫除《通鉴》立于牛党立场批评李德裕玩弄党派阴谋的偏见;一在辨后世史书有关元和三年制策案引发党争的议论,强调此一误解实因牛党因不能指斥阉寺而转攻李吉甫所造成。其论证核心,均在辩解所谓“李德裕无党”说。

三、“辩诬”还是“历史解释”?

其实,早在《隋唐史》写作之前,岑仲勉即已不点名的对陈寅恪有所批评,并提出“李德裕实无党”的话题。

1947年12月,岑仲勉撰文论评李嘉言《贾岛年谱》一书,其中提到:

李氏又惑于近人趋时之说,因言:“贾岛既非出自山东旧门之李党,又屡举进士不中,未能列入新兴阶级之牛党,故徒出入牛李而终为两党所俱不收……”与前人之悼李商隐,完全同一口气……但李德裕实无党……(27)

所谓“山东旧门之李党”“新兴阶级之牛党”的说法,正来自陈寅恪,如上所举;而所谓“前人之悼李商隐”,也是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所述(27)。显然,岑氏此说正隐驳陈寅恪(29)。

考察岑仲勉此前的著述还可发现,其“李德裕无党”这一观点,早在其初稿于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的《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唐人行第录·王十八》《唐史余渖·牛李问题》等文札中,都已有较为清晰、集中的论述。而其对李德裕其人的关注则时间更早,他在1936年2月即已撰成《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刊1937年中山大学《史学专刊》第2卷第1期)。如果将上述诸文连贯来看,尽管岑仲勉自40年代以后对“李德裕无党”这个结论的认识可谓坚定,但其关注李德裕、昌言“李德裕无党”,其真正落脚点并不像陈寅恪那样在有唐一代之政局、文化,而更多在李德裕其人之人格与功业。

前揭《隋唐史》“第四十五节”引论部分即提到:

邪正不辨,敌我不分,最是人心之大患,牛僧孺、李宗闵结党蠢国,贿赂公行,一般无行文人,鼓其如簧之舌,播弄是非,颠倒黑白,遂令千百年后之正人君子,犹被其蒙蔽而不自觉,是不可不大声疾呼,函加以廊清、辨正也(30)。

正如贺昌群50年代末批评《隋唐史》所指出的:“这部书不分篇,不分章,这样作为一代通史的这部《隋唐史》,轻重便无所统率;并且,节与节之间多不相联系,甚至每节之中段与段之间不相联系,看不出一代历史发展的线索来。”(31)正因为“节与节之间多不相联系”(就其实际而言,说缺乏整体线索可以,但并非每一节相互间都不相联系),故全书各节往往多独立成篇,因而每节前的“引论”文字正是此节主旨之所在。所以,这段话也正是其辨“牛李党争”、强调“李德裕无党”根本的问题关注点所在——廓清李德裕其人之人格及功业。而这一观念其实早在其1936年编撰《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一文中已有流露。此文长达三千五百字左右的小序,正是岑仲勉讨论李德裕其人之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岑仲勉1936年学术研究之重点已逐渐由西北史地考订及边疆民族史研究转向隋唐史,但其时因受牟润孙提示正着手《元和姓纂》校雠及相关氏族谱牒文献研究。所以,尽管《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一文辑录李德裕文八十七篇,并加注释六百零六个,“涉及文章史实背景、人名地名、版本校注等”(32),但其关注点并不在李德裕与中唐宣武二宗朝政之关系,而主要目的在整理中晚唐时期唐王朝解决回鹘等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史料,适为前期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后续,尚非“隋唐史”研究计划之内容(33)。

然阅读李德裕文集的同时,岑仲勉也深为李德裕此人“横披诬谤”而鸣其不平。一如《编证》一文序末所说:“余读公集,叹千年以还,公之功罪,犹无平心痛快之论,故附发之。”此处所说,显然正与《隋唐史》“第四十五节”引论文字同一口吻。因此,正是出于为李德裕之人格、功业廓除诬谤、恢复名誉的目的,序文在简述李德裕“以不世之材,入相武宗”而“外破回鹘,内削叛藩”之功业后,着重就时人及后世史家对他的谤毁予以辩解。如论杜牧等,“大中而后,牧固阿附敏中、墀、铉等,此数人者排公最力,忘旧日之恩知,阶新贵以悻进,牧言反复又如此,夫昔日誉公者今诋之,假牧以数年,安见今之誉僧儒、墀者,不将毁僧儒、墀耶,其言不足为信史,明矣”。又引旧书一七五《安王溶传》指出:“明言安王之死,事由士良,而《溶传》必插‘李德裕秉政’一语者,盖唐代史官,党同伐异,有恶皆归,故造此疑词以为诬诋。”再考辨托名白居易的伪诗《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之非,并指出“更有伎俩鬼域,捏造他人文字以施其攻击者”。更批评新旧唐书对李德裕的评说,“都不原公之迹而故作非难之论也”。最后,特别借论析宣宗罪德裕之诏指出:“余故谓宣宗以不得泄恨于武宗者泄之于公,公所以必贬死也。崔铉、敏中辈,犹是希时主之旨,报私门之忿,杜牧则觊机俸进,助为狂吠,又其下焉者也。”(34)

可见,尽管此文尚未明确提出“李德裕无党”的问题,但岑仲勉在这篇长达三千五百字的序文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即为历史上的李德裕“辩诬”,为其形象廓清阴霾、还其原本。而这一思路,一直贯穿于其初稿于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的《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唐人行第录·王十八》《唐史余渖·牛李问题》以及《〈玉溪生年谱〉平质》等著作中,直至《隋唐史》“第四十五节”第一要点中前三个“应辩明者”。

其中,《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一文最具代表性。据岑氏弟子兼文集整理者陈达超先生所述,此文“是先生在两个时期内断断续续撰述的,泰半写于三十年代末,弱半撰于五十年代初,尚未缀合完篇。文章赞扬李德裕的主要观点,已散见其《隋唐史》一书中。今次我把该文的若干段落合并,加以整理完篇发表……供读者更详尽地了解先生所持观点全貌”(35)。可见,文章虽写于两个时期,但“赞扬李德裕”实为其主旨所在。所以,此文题目虽涉“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但所论只是《通鉴》居牛党立场以指责李吉甫、德裕父子这唯一“一个问题”,亦即文末所说:

总之,不联系实际而贻误国家大计,结党营私而妒功忌能,是牛党最坏的写照。司马光不但不指斥其罪,反而多方替他们掩护,德裕不能受降,牛党却可兵取(据《通鉴》二四四,惊是牛党。[笔者案:此指大中三年(849)十月,西川节度使杜惊奏取维州事]),立论这样偏私,其弊不单止误宋。且将误后世(36)。

全文从剖析世传“牛李党争”之缘起“元和三年制策案”始,引证牛党皇甫湜《皇甫持正集》所载策文,证明牛僧孺、李宗闵元和三年策文矛头所指本为宦官而非李吉甫;又引《旧唐书·李宗闵传》指出,牛党执政后因惧宦人之势而设法遮掩前此策文之指,恰值长庆元年李宗闵因李德裕、元稹等告发其婿苏巢科场舞弊而被贬官,以致怨恨李德裕。由此断定,后世史书实移花接木,将《旧唐书·李宗闵传》中原用以指称牛僧孺与李宗闵的“牛李”附会为牛与李吉甫、德裕父子;复将牛(李宗闵属牛党)李(吉甫父子)素有嫌怨之源头移至元和三年制策案,从而造成所谓“牛李党争”之说。文章又引述范摅《云溪友议》、无名氏《玉泉子》、裴廷裕《东观奏记》等史料,以及王应麟《困学纪闻》、王夫之《读通鉴论》等史论文字,详论李德裕之为人与其功业,批评《通鉴》“怀挟私见,丧失了史家的公正立场”(37)。

中国史学固有“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但同时亦强调“寓鉴戒于史”。《通鉴》一书,世称“冠绝古今之作”(38),很大程度上亦正因为此,故此书自不可能只有一“科学家的意图”,而免不了有“接近法官而非科学家”的意图。(39)如果岑仲勉就此立论,从史学书写的“意识形态性”来批评《通鉴》,自然亦不失为一种历史解释模式。但实际上,此文所说“史家的公正立场”只是就《通鉴》是否肯定李德裕其人及其功业而言,显然并非后现代史学思考的体现。亦即是说,其主要目的仍在论“李德裕无党”,以及为李德裕“辩诬”。

四、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前面提到,陈寅恪对“牛李党争”的分析,目的在提出一个重新审视有唐一代历史及文化走向的大判断。这一判断,倘按陈寅恪的说法,更注意对一种“通性之真实”的提炼和锻造,不乏某种深具“史识”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推断。而岑仲勉的关注点在为李德裕“辩诬”,故始终更偏向“个性之真实”的考订——如“党争”说的来源、历来史书记载中的误解和讹误、牛李党人私门恩怨始末之考察等等,因而也就相对忽略了对“通性之真实”的整体思考。应该说,“牛李党争”的存在,并不以德裕是否有意树党为前提,其公然与牛党对立,自然也就形成了“党争”之局;而陈寅恪所列举诸人之家世、科举出身诚然有与史实并不完全榫卯毕合者,但就各人政治行为与其家世或科举背景之关系的主流来看,仍不脱陈说之基本“规律”。因此,贺昌群即指出:

武则天排除唐宗室旧臣,树立扶持自己新朝的政治集团,唐代的党争遂开始剧烈,故后来的牛、李党争,并非突如其来。但本书第四十五节“牛、李之李指李宗闵,李德裕无党”,虽然有这样一个标题,却全没有触及到唐代朋党之争的实质。分析唐代党争,应当从隋唐史,特别是科举制度建立后的发展上去考察其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渊源关系。若斤斤于统治阶级内部小集团彼此间由于一时的利害恩怨而引起的小是小非,把问题局限在细节的考据上,有时虽然也有用处,但却不能解决朋党之争的实质问题,给读者以明确的历史线索(40)。

应该指出,贺文对岑著“看不出一代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的批评确符合实情。但是,这种刻意带着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眼光来看历史的观点,无疑又落入了陈寅恪30年代即已批评过的那种文化史研究“新派”的窠臼——“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41)。所以,贺文将“细节的考据”与“一代历史发展的线索”相对列,显然是以“理论阐释”的视角来看“史料考据”,故而所重视的是陈寅恪的“大判断”,而非其“由考据推断出‘大判断’”这一治学思路本身,所以也就自然的忽略了岑仲勉文献考辨的方法,以及其与陈寅恪史料考据的真正差异之所在。

实际上,从岑仲勉与陈寅恪有关中唐牛李党争问题的考论来看,正因为岑仲勉之关注点始终在“个性之真实”方面,着意于文献史料的追查考订,故而在不少地方恰又指出了陈寅恪考证中一些思考的罅隙和具体文献取证方面的缺漏。例如《唐集质疑·上赵昌尚书启》即订正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文中所考范摅《云溪友议》所载“广州赵尚书”之赵昌“四年”移荆南节度使,实为“三年”之误(42);《隋唐史》复辨订陈文“附记”所考李德裕自撰“刘氏志”之刘氏非德裕妾而实为其妻(43);《隋唐史》又考订陈寅恪论白居易父母“舅甥为婚”说之非(44)等。而前揭岑仲勉所提李德裕对进士科人员的任用、对孤寒之士的奖拔,以及牛党并不一定非出自旧族等等问题,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都能指出陈寅恪论点未尽周备之处。特别是统计法的采用:

《述论稿》云:“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八五页)按事多相反,则诚有之,必谓武宗朝抑进士,却未尽然。武宗用相九人(连崔珙),进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进士居十六(白敏中、卢商、崔元式、韦琮、马植、周墀、崔铉、魏扶、崔龟从、令狐绚、魏謩、裴休、崔慎由、萧邺、刘瑑、蒋伸。非进士者为郑朗、夏侯孜),不过九分之六与九分之八之比耳。且武宗在位年数,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较时所应注意者(45)。

这一统计法,在岑仲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学界辨论唐代朋党之争、“关陇集团”之演变乃至相关问题的重要方法(46)。因此,倘就“朋党之争”问题本身而言,“李德裕无党”说完全可以构成反思“牛李党争”及中晚唐政局问题的重要参照。

正因为此,陈寅恪更关注“通性真实”的提炼,与岑仲勉更着意于“个性真实”的严格筛查,恰可谓考据方法本身的两种不同延展方向,有研究思路的不同与学术兴趣的差异,但不能简单的予以学术价值高低的判别。亦即是说,岑仲勉与陈寅恪上述学术思考的差异,并不能简单的用“细节考据”与“历史演进大判断考察”这样的视角予以价值上的判分(当然岑著确也存在“支离”之弊),而更应关注二者面对史料以及史料取用的不同思路,由此看其同为“考据学”学者具体考据方法的不同。

五、金毓黻对岑仲勉与陈寅恪治史风格的比较

就岑仲勉与陈寅恪治史风格之比较而言,金毓黻于上世纪50年代曾提出所谓“专”“通”之别的观点。然而,如果联系《隋唐史·编撰简言》所述“断代史”的做法,以及陈寅恪30年代对“通史”撰著的看法,则拈出“专”“通”这样的字眼来判别岑陈考据方法之差异,其实未必恰切。准确地说,岑、陈之别更多的表现为文献考据思路与历史考证思路的不同。

1956年6月,史学家金毓黻(1887-1962)首次读到由高等教育部印发各高校做参考资料的《隋唐史讲义》时,曾在其日记中谈到与上述贺昌群先生相近的看法,并将岑仲勉与陈寅恪之治学略做比较,留下了今天讨论岑、陈二公学术之异同最早的一笔记载。初读之下,金毓黻即对岑著与陈寅恪相近的精擅史料考据的学术风格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日记中记述道:

6月9日:岑氏治史盖用陈寅恪先生之法,于极细微处亦一字不苟……

6月17日:岑著有一种长处,凡涉及考证者皆能深入,其于一般人不甚经意之处,往往作深入的探究,读岑著可多得运用史料之方法。盖岑氏治史系与陈寅恪先生一派,为偏于专而短于通之史学家(47)。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金氏很快即注意到《隋唐史》对陈寅恪的批评,以及岑陈二人治学思路上的差异。其6月19日日记载:

细检岑著《隋唐史》有关唐代之重要问题,多与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意见相反,如论府兵制及进士科等问题,皆与陈氏不同。岑君亦能旁征博引,证明陈氏所论之不尽确当,可见其善于读书。余因向未治此段历史,对于史料尚不熟悉,更谈不到大量占有史料,但终觉陈氏立论多从大处着眼,就此一节论之,似胜岑氏一着。余昨言陈氏亦如岑氏,偏于专而短于通,可谓一言不智,唐突名贤(48)。

6月21日日记更有“若岑氏则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一语:

岑氏论府兵之制,不仅与陈寅恪氏之说不同,且亦不同于唐人之说……唐高宗、武后两世屡幸洛阳,或驻留甚久,其原因非一;然为漕运之艰,意在就食,当亦重要原因之一。岑氏举关中岁丰、洛阳岁歉之时,皇帝亦幸洛阳。诚有其事,然不能举此一二例外之事为反驳之论。研史应于通中求专,若滞于小事细节,而谓历史上及其显然之事为不必然,则其失必多。窃谓岑氏治史或未免于此病……近来作家往往胸中先持一成见,曲引古籍以证成其说,合则引用不惮其烦,不合则避而不谈,违史家实事求是之旨,吾所不取。窃谓陈氏治唐史最能通贯,且引证以明之,是以绩效炳然,诚近来史家之杰。然常有不信唐人之说。而独申己见,如所谓关中本位政策,余不敢信以为然,犹待考辨而后定。不过其治史方法,尚近乎实事求是,未可遽加非难。若岑氏则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所引诸证亦能穷原竟委,为陈氏注意所未及(笔者按: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但不能贯通前后,以求其大端所在,失之其细已甚,恐不足服陈氏之心。总之陈、岑二氏有一共同之点,即不甚(信)唐、宋人诸巨作,而引琐闻杂记及叶水心等泛论不衷之言,以驳斥接近第一手史料之作风,尚待考虑其是否正确(49)。

6月22日日记复卞孝萱函,则不仅对岑陈学术做比较,更将二者与当日同类撰著做对照:

现世以治隋、唐史名家者,前推陈寅恪、岑仲勉二氏,皆能殚见洽闻。而陈氏尤为通博,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最为独出冠时,不识足下曾取而读之否耶?岑氏有《隋唐史讲义》,供各大学参考,尚未公开发行。其立论往往与陈氏异趣,但因其中交叉之处甚多,亦有互相发明印证之益,其可尚者,在能博而不在其能通也。近来尚钺编著《中国历史纲要》最为有声,关于隋、唐之政治制度部分,大抵以陈氏之说为主。但有一节,陈、岑二氏书中皆于生产经济尚未触及,尚著则并此二者而贯通之,即为后来居上之显徵。至于杨志玖论著之《隋、唐、五代史》虽出版较晚,声名亦不如陈、岑、尚三氏之昭昭在人耳目,但此为新生力量不可忽视之一种。此书着墨不多,但能扼要叙述,凡前人可取之结论咸能网罗在内,实不愧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作……如陈、岑二氏于新理论尚未能全部接受,即为其美中不足之一,杨著虽晚出,但于理论一端则差胜(50)。

细读金氏日记前后文可知,尽管此时的金毓黻尚未正式研读陈氏二“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1),但以其早年治史学史而获得的学术敏感,对岑著求“专”而陈著尚“通”的学术特点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区别。当然,金毓黻对岑著评价并不算高,不过却仍指出其“亦能旁征博引,证明陈氏所论之不尽确当”“能殚见洽闻”“往往与陈氏异趣,但因其中交叉之处甚多,亦有互相发明印证之益”等可称道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从金毓黻日记中的这些比较来看,在他眼中,岑、陈二氏著作倘与后来采用“新理论”的尚钺、杨志玖等人著作相比,仍不免偏向于“专”——其复卞孝萱函所提到的“美中不足”显然正指此而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所说的“通”,其实更接近于贺昌群为《隋唐史》所撰书评中所强调的那种“通”: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理出“一代历史发展的线索”(52)。这一点,或许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已然占据此时史学界之主流有关,以致金毓黻这样浸染“考据之学”多年者也不免受其影响(53)。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用“专通之别”来判分岑仲勉与陈寅恪之治学思路是否恰切,仍是需要斟酌的问题。

六、断代史编撰中的“通”与通史讲授的专题化

本文开头所提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为《隋唐史》一书所作“出版说明”中即讲道:岑著讨论问题的方式——“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应该说,这一特点运用到全书每一节基本上都是合适的。岑仲勉在《编撰简言》中即提到:

通史讲授,多浑括全朝,然有利亦有弊,其结果往往抹煞多少时间性。本篇编次,有时序或重点可循者,仍按后先叙述,不特求与通史避复,亦以补其所略……历朝制度、名物,每更一姓,虽必有所易,然易者其名,不易者其实。甚至外族侵入,仍有相联之迹(如唐府兵与元怯薛,特勤与台吉,莫离与贝勒等),故每论到典章、文物,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

中国史学素有“原始要终”的学术传统,岑仲勉自幼谙熟尤具这一学术特点的“三通”(54),所以,尽管此书“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但重视对每一问题的源流本末予以通盘考察的倾向仍是很鲜明的——“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55)。如书中对隋唐官制(隋史第二;唐史第五、五十三节);隋唐时期突厥、吐蕃等外族与中土之关系(隋史第四至七、十二至十四;唐史第二、三、八、二十六、三十至三十二、四十七至四十八、五十二节)均予以专题考论;再如论隋之政治(隋史第一、三、十、十一节)、经济(隋史第十八节)、文化(隋史第十五、十六节)等。唐史六十八节,更广泛讨论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不同专题,仅经济一项,即先后分细分题目讨论到漕运(第十一节)、马政(第三十三节)、均田制(第三十六、三十七节)、租庸调制(第三十八、三十九节)、户口问题(第四十节)、中唐以后理财言论及方法(第四十一节)、钱币及矿冶(第四十二节)、庄田(第四十三节)、手工业及物产(第五十七节)、市虚及商务(第五十八节)等。可以说,全书所列隋史十九节、唐史六十八节实可谓八十七专题,大体依时代为序,详细论列隋唐二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水利、学术、历法、艺术、服饰、社会风习、民间俗语等各方面问题,称之包罗万象毫不为过。而且,每一问题之论述,也确可谓“求类乎通史之‘通’”。

表面上看,这种“通史”撰著法与陈寅恪很相像。陈寅恪自30年代前期即开始讲授“晋至唐文化史”课程,他曾自述该课程要旨:“本课程是通史性质,虽名为‘晋至唐’,实际所讲的,在晋前也讲到三国,唐后也讲到五代。因为一个朝代的历史不能以朝代为始终。”就此而言,这与岑仲勉的思路没有什么不同,《隋唐史》论府兵制也会讲到隋唐以前(唐史第二十节)、讲均田制也注意对北魏部分(唐史第三十六节)、讲唐末黄巢革命也会注意到延续至五代十国时期之沙陀部问题(唐史第五十二节)。

同时,陈寅恪又提到:“本课程虽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讲法,不宜于大学。”(56)对照其《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所列十一个专题——自作家门事(笔者按:课程相关阅读史料)、葛洪论晋之代魏、通鉴(笔者按:言其修撰条例及价值)、封建、徙民事、胡貌、五胡、胡书之碣、蜀薛、东晋初中洲人与吴人之关系、北魏之汉化、北齐之鲜卑化;《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备课笔记》所列二十四个专题;《两晋南北朝史(高等学校交流讲义)》所设十九个节目(笔者按:万绳楠据其本人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听课笔记整理之《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更设立为二十一篇);以及《唐史讲义》十九个问题(57),似乎与岑仲勉分“专题”撰通史的做法也差不多。

但是,如果注意到陈寅恪“通史”课程具体讲授内容的安排和关注点,则与岑仲勉可谓大相径庭。陈寅恪在1932年秋“晋至唐文化史”开讲辞中谈道:

本课程讲论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在讲论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58)。

很显然,讲“因果关系”,即讲“为什么”的问题,不仅要推源溯流,更会将“因”与“果”视为一种确定不移的关联;而讲“条件”,则关注的是“有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即考察某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多侧面和多种可能诱发因素。因此,前者往往容易将历史视为一种遵循某种内在规律渐次迁变的过程,关注点在这种看似动态变化而实为静态延展的迁变过程本身的考察。而后者更多将历史视为一种充满未知色彩的人类过往活动的时间流程,即所能确定的只是这一时间流程本身,而人类曾经的一系列活动却充满诸多未知因素,故而其关注点在特定历史时段之横切面的多样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努力在一个多元立体的历史空间中观察问题发生的多样脉络及主次关系。

对于上述两种“观看”历史的方式,梁启超1923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所做讲演,即《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中曾有分析:

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59)。

正因为强调历史现象多为“互缘”关系,所以梁启超指出历史研究应充分注意考察历史现象的多侧面、多角度和多层次:

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60)。

应该说,这种深入历史深层复杂性研究的方法,在梁启超本人晚年的研究中似乎并未来得及做更多的实践,而正是陈寅恪真正将之落实到现实的治史过程中。比较岑仲勉与陈寅恪的唐史研究,《隋唐史》更近于倾向因果关系研究的前者,而陈寅恪的“通史”课程则近于后者。二者都可谓强调“通”,但岑仲勉追考各问题源流始末的“通”恰较多忽略了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而陈寅恪往往则是透过某一个问题,从各类庞杂史料的考订排比中追寻其不同侧面之间以及与其他问题相互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并由这种关系中透视一段历史走向。譬如岑仲勉对唐代官制有着极为深细的考察,《隋唐史》对隋唐官制也多有论述,但是他所关注的是唐代官制的“历史流变”和各种官制术语的“复杂构成”等,即考察的是一种较具稳定性质史实的迁变问题;而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则通过元白诗中所提官俸数字与史籍所载相比证,指出中晚唐以后官制中俸料问题中透显的某些“个别问题”——地方官吏之俸料不仅与史籍所载不同且远高于中央官吏之上,从而为了解唐代官制系统提出了另一视角:

凡关于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额数,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京兆府县官吏,史籍虽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实亦地方官吏也),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又内外官吏同一时间,同一官职,而俸料亦因人因地而互异……

陈寅恪同时指出,元稹所述“今日俸钱过十万”的《遣悲怀诗》是否确定作于贬谪江陵其间,以及所说“十万”是否系夸张之词,固然可视为“一假设”,但由此诗以及白居易诸诗和并时史籍所载可以看到,上述地方官吏俸料与史籍不合且高于中央官吏则实为一“通性之真实”的历史存在:

威尼斯网址,故考史者不可但依官书纸面之记载,遽尔断定官吏俸料之实数。只可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偶有特别之记载,因而得以依据证实之。若欲获一全部系统之知识,殊非易事(61)。

所谓“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即充分考虑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或然性”、个别性和内在复杂性,以此考察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史籍所载唐人官制固然为一基本考察线索,但其官制具体实施的“真相”,却可以通过其时任官之人的实际收入这一视角来考察,亦即通过“官制”问题的不同侧面来讨论。这在陈寅恪的通史讲授中同样有体现。如其“魏晋南北朝史”课程,其主要讲授内容为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与曹氏两大社会政治集团之斗争与盛衰衍变(62),但从前揭《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所列十一个专题可见,胡汉关系亦成为其讲授上述内容的一个视角。

两相比较,岑仲勉断代史撰著强调的“通”,其实缺少的恰是陈寅恪这种关注“动相”和“不共相”的特点,所以他对某一具体问题源流演变的揭示可谓清晰,但问题与问题间的深层关联和复杂纠缠关系关注不多。而陈寅恪“通史”讲授的“专题化”,则关注到诸多历史“动相”和“不共相”深层复杂关系的发覆,但其对个别“史实”问题的论析往往容易存在某些罅隙,特别是强调问题与问题间关系的时候,可能不免某些牵合之处。这里可以岑仲勉批评陈寅恪有关隋唐帝王数幸东都以就食的考论为例,略做比较。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在谈及隋唐经济制度之变化时指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为本章所欲论者,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文中引《隋书·高祖纪》所载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四年(594)八月关中大旱时曾就食东都,《通鉴·唐纪》载景龙三年(709)关中饥荒时群臣劝中宗驾幸东都,以及《旧唐书·裴耀卿传》载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因秋冻伤稼、京城谷贵而将幸东都前与裴氏论西京财用供给问题等为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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