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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泉: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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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山北路校区内居住的20多年里,清晨七时许,
共青场上总有高瑞泉慢跑的影子。10年前搬到闵行校区附近的寓所后,每日的晨课改为散步。不久发现了学校体育馆内的温水游泳池,喜欢锻炼的他每周会力争一两次感受某种力量。

Tracing Wisdom in the Depth of History:A Brief Study of Feng Qi’s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Doctrine of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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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进入华东师大,转眼就是35个春秋了,年近古稀生出退意亦是常情。他脑海里不自主地想到导师冯契教授,便心生愧意。因为历史的曲折,收入十卷本《冯契文集》的200多万字的著述,是先生63岁以后写就的;他也常想起跨洋老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教授,去年已过80岁,他给自己的礼物是接连出了两部著作,每部都是六七百页的砖头
。前不久在电话里竟轻松地说, 我最近要出的那一本书……
。每次这样的对话后,高瑞泉总也有些心动:虽然2002年已被聘为华师大首批终身教授,但每年还会给本科生上点课,而体育锻炼让自己保持必要的体力和脑力,他的计划中还有不少继续要做也喜欢做的……尤其是与他相伴了近30多年的观念史的梳理。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76期

文革:动荡岁月中想问题

内容提要:基于哲学史研究的元哲学深度自觉,冯契的“哲学史两种”实质上构成了《智慧》到“智慧说三篇”的中介。由此,形成了冯契思想鲜明的总体性品格:哲学与哲学史的辩证统一、哲学理论创造和哲学史传统总结的有机融合。它既与黑格尔有关,但是更直接的来源系发掘中国哲学固有的历史主义传统和唯物史观的结合,因而冯契在批评独断论、对规律的辩证理解和哲学史发展动力的知识社会学方案等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在广义认识论的视野中,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辩证法则是认识史的“总计”。而贯穿冯契哲学史两种的根本原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辩证的综合型哲学的历史展开,《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范畴史为内在结构,凸显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提示了传统观念创造性转化的现实性,更开启了哲学观念史研究的新空间。

  与大学校园里的许多老三届不同,高瑞泉并没有读过本科。但他以同等学历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前,就已参与当时的哲学争论,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他笑称自己太自以为是,以为按照大学哲学系的教学课程自学就可以进入哲学殿堂,在恢复高考时,他并没有随潮流参加高考。

关键词:冯契/哲学史/智慧说/历史主义/逻辑范畴

毛泽东教导要想问题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2015ZDB012);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求与转向”(2012BZX002)。

  对哲学的兴趣,源于 1960
年代据传是毛泽东语录手抄本的一段话,上面写着: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轰大嗡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过客。
不夸张地讲,这些话可能影响了我一辈子。

冯契先生的哲学理论创造,以《智慧》发轫,至“智慧说三篇”收官。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冯契先生用十年时间书写了一部贯通古今、别具个性的中国哲学史。对于多数读者而言,冯契先生首先以其《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下简称《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以下简称《革命进程》)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后才渐渐以“智慧说”名世。两类著述发表时间的先后,直观上给人们一种印象,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与《贞元六书》类似,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两种和“智慧说三篇”,近乎“照着说”和“接着说”的关系。对冯契心灵史的进一步探究告诉我们,在他那里“史”与“思”有更为紧密的相互生成关系。作为专业哲学家,从对《智慧》反省后再次出发,除了在实践中获致的洞见,冯契的中国哲学史两种,作为重要的思想实验,是进达“智慧说”不可或缺的中介。作为辩证法意义上的中介,它不仅是时间或形式上的中间环节,而且与其关联端之间存在着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简言之,冯契先生对当代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通达“智慧说”的中介,体现出其哲学研究之“思”与“史”的高度融合,从而使得其哲学体系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又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使得我们可以观察作为哲学家著哲学史,冯契的哲学史著述具有何种独特的方法和风格,以及它如何拓宽了研究哲学史的新路径。

  看到这些话时,高中毕业的高瑞泉已被分配到淮北一个偏僻的穷山村插队,在那里他奉献了自己十个年头的青春。物质生活的贫乏和无书可读的精神困乏,让可以大把挥霍的青春与对现实的疑问相遇,高瑞泉的注意力渐渐被引向了哲学。尤其
1971 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读马列主义原著,并且开了 6
本马列的书单,再加上后来的评法批儒,相关的哲学书就开始重新面世。他清晰地记得,当时买到一些很可宝贵的书,尤其是严复的《天演论》。
科学出版社用大号仿宋体排的。
相比同时印行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要堂皇大气多了。尽管如今坐拥书斋,但言语之间,高瑞泉依然透出呵护的情意。

一 哲学史研究与元哲学自觉

  那时,高瑞泉与几十里外的同学通信,讨论诸如 苏联是否社会帝国主义
?最后得出了与报纸上相反的观点。这种 隐蔽的共识
,让两人倍感精神上独立的喜悦。

一般而言,哲学史的写作必须以某种理论思考为前提,包括什么是哲学?哲学何以有其历史?哲学史是百家往而不返的战场还是前后相继的追寻?这些实质上是哲学对自身的反省和追问。换言之,从事哲学史著述,通常需要某种程度的元哲学自觉。用利科的话说:“即便历史学家—哲学家本身未开创一种独特的哲学研究,即便他也不想这么做,他的目的仍然是做一名纯粹的哲学历史学家,他作为哲学的历史学家的活动,必然使他回顾有关他的活动的哲学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包括着两个不同的问题:过去的研究工作对于现在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以及哲学研究本身固有的真理的程度是什么,撰写哲学史的哲学家把什么看作是真理的范例?”①

偶获北大哲学教学大纲

但是,实际上,哲学家写哲学史与单纯哲学史家做哲学史依然有差异,哲学家的哲学史中通常有他自己的哲学,这是单纯哲学史家所撰写的哲学史所缺乏的。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史,是现代学院制度的建制活动的结果。从20世纪初至今,以“中国哲学史”冠名的著作数量相当可观,幸运的是,最重要的文本只是数位专业哲学家所著,它们与大量哲学史教科书在哲学意蕴上有明显分别,后者只停留在知识传承而非提供独创性哲思。而哲学家所做的哲学史,元哲学的自觉程度也各有不同。

  一次,不知从什么地方获得文革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课程设置,他如获至宝,决定自己教育自己。正是在那几年中,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马克思吸引他的,不光是坚实的原则和玄妙的思辩,更是一种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而这与文革中的社会风尚如此对冲。从马克思上溯黑格尔、费尔巴哈。《小逻辑》是同学从其亲戚、南大哲学系胡福民老师(后来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处借阅的;读的第一本黑格尔著作却是《历史哲学》,从此历史哲学成为他的持续的兴趣点。以后读到《战争与和平》,长篇大论的有关历史哲学的论述,很多人不感兴趣,却是他的最爱。在无锡那样的小地方,能读到美国人威廉
· 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让他兴奋不已。 这本书让我知道什么是法西斯
,高瑞泉后来说,工业化的统制经济加思想专制就是法西斯。一个民族要灭亡,先叫它疯狂。可见一个民族保持理性的精神是何等的重要。这些顿悟和反思陪伴着他的青春。

威尼斯游戏网址 ,胡适开创了通史形态的中国哲学史著述第一个范例。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一书在1919年出版,至1930年共印行了十五次,并于同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说明其颇受社会欢迎。这符合中国现代学院制度包括哲学学科建制化之所需:大学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需要基本教科书。在胡适以前,中国哲学史要从伏羲神农等上古传说讲起;因此其内容如蔡元培所言,需要“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②。联系胡适提出的新文化的任务,《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写作,既是“整理国故”之一部,也是“再造文明”之所需。

  1977年,高瑞泉终于回到城里,在无锡师范学校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尽管同事们尊重他好学,领导们让其讲台上发挥才能,但是他终于发现在专业化的时代,信马由缰的自学生涯有其先天的不足。1980
年,
冯契有关庄子的文章,有关认识论的分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没有学院气,但是特别有洞见、讲分析。
比较中见高低,家有妻女的高瑞泉决心要走出家乡,走出自己的小天地。

从“整理国故”的视角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历史和学术知识上追求可信的哲学史,他注意考辨历史文献的真伪,试图将哲学史客观化。而“截断横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以春秋时代为哲学史开端的书写方式,和卡尔·亚斯贝斯的“轴心时期”(Axial
Period)的断言不谋而合③。胡适开创的断代方式,重视哲学发生期思想的多元性,包括各种非儒学派的思想贡献,以及由此而来对历代“异端”的再发现,使得中国古代哲学呈现为宽幅的历史传统。

  1981 年冬天,他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冯契的研究生。那年他 33 岁。

冯契:领我走进学术之门

  1982 年秋季被录取为冯契研究生时,高瑞泉是第二次报考成功。

  他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当时冯契先生正在写他的中国哲学史两种和智慧说三篇。大致上每写一部书就开一门课。同在一起上课的大约也就十来个弟子,其中有攻读中国哲学史的杨国荣、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童世骏等。高瑞泉还保留对文学的爱好,在文学圈里也略有几位朋友。那时赵丽宏正在编《萌芽》,高瑞泉写的报告文学《漆色之门》还得了《萌芽》文学奖。
但是,冯先生给我们开的书单,容不得我们马虎,再说,我觉得文学只是有感而发,偶尔为之罢了。
但事实上,文学的才能丰富了高瑞泉的哲学的实践,某种程度也拉近了他与导师冯契的师生情谊。也许是因为冯先生年轻时也曾是文学青年,创作过小说、杂文、诗歌(而且是长诗)、电影剧本等,曾有美学的专著(手稿),而这些是高瑞泉毕业留校以后才知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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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冯契在书房。

一人之力写中国哲学史

  1980
年代中后期,冯契先生专注于写《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当时高瑞泉正在读硕读博,面对记者,他评价说:
以一人之力,独自条贯系统地写完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整部中国哲学史,能有如此通古今之变的,就是两个冯先生。一个是冯契先生,一个冯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
写现代中国哲学,两人都要写毛泽东,在当时这是个绕不开却很费斟酌的事情。两位先生在一次会议期间甚至还专门有所切磋,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很不一样,这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明白呈现出来了。

三种“能力”集于一身**

  在做研究生时,由于先生专心写书,我们一年只能由副导师带着见上冯先生
1-2 次。
而在高瑞泉的记忆里,如果不是相熟,冯先生在外人看来有些偏枯之人。
常常一本书有了初稿了,就开一门课。开始教室里总是坐满了人,慕名而来者多。但到第三天,教室里只有
10 来人了,先生讲课几乎不重复,完全以理取胜,而且平铺直叙。
一般的人去拜访冯先生,谈完公事后常自动退出。
我那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去那里就是听老师说话,而我们的其他导师,通常都会当场用笔记本记录下来
。有时候,冯先生参加一个活动可以完全做听众。
但其实,冯先生天分极高,不仅数学好,又很有文学才华。当初以‘榜眼’被清华大学录取,入学以后却积极参加一二
·
九学生运动,后来奔赴延安,上过鲁艺,复转来跟金岳霖先生读哲学研究生。你看他的毕业论文《智慧》,一定会他眩目的才华所吸引。
高瑞泉看来,培根说人的心灵有三种能力:想象力、记忆力、理性能力,而冯先生是那种很少能将三者将集于一身的人,而在所有的选择中,冯契最终将自己锁定为一个职业哲学家。

  在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后,冯契先生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先生提出中国近代有一个唯意志论的哲学思潮。高瑞泉对此深有兴趣。以往把唯意志论说成是反动哲学,一笔抹煞,无疑是左的教条主义,因为在
唯意志论
后面深藏着人类的情感、意志、欲望等等要素,需要获得恰当的理解,它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人的心灵,不能用一个
非理性 就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刚刚结束的 文革
又展示了唯意志论变成意识形态的专断的趋势,理解不当容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高瑞泉选择了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题目为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使得高瑞泉开始理解冯先生的
心有郁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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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 9
月,从左到右依次为楼宇烈、胡曲园、朱贻庭、冯契、石峻、高瑞泉、陈旭麓、赵修义、曾乐山、丁祯彦。

导师家串门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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