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追寻文学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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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春博士的《“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话题,将“五四”时期报刊的“通信”栏目作为考察对象,以多情的姿态追逐着文学的脚步,以传播学的方法和文学史的角度,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的报刊通信栏展开了历史的、文体的、对话的等多重论述,深刻阐述了报刊通信栏的对话性与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问题。

尺牍是中国历史上对书信的别称之一,又名书、简、笺、函、尺素、书札、信札等。尺牍概念于汉代初步形成,魏晋时期,开始与公文书相区别,专指私人书信,媒介也由竹帛转为纸张,诞生了不少书法精品。唐宋以降,文人间尺牍往来更为频繁,且多附于文人别集之中,有时单列一类。明清两代是尺牍文学的高峰期,尺牍专集大量刊行,尽管某些尺牍选本一度被清廷列为禁书,但文士笔札往来不辍,且受治学风气的影响,出现了大量论学尺牍。晚清以后,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尺牍范本教程数量激增。文学革命以后,尺牍在书写语言上又有重大变革,出现了文白并行的局面,“文言尺牍”也成为与白话书信对举的新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话文成为主流书面语,文言教育的主要目标也由习作、应用转向阅读欣赏。但是文言书写作为一种习惯、宗尚或志趣,依然流行于作家、学者、书画家及古典文艺爱好者之间,特别在尺牍这一文体上,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且具备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有学者已敏锐察觉到此一现象的重要意义。
派兼新旧二家,域跨学艺双坛,是当代文言尺牍作者的总体特点。笔者在初步梳理当代尺牍文献的基础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七十余年的文言尺牍作者分为四类。第一类,活跃于1949年前并于1949年后在世的旧式派文人,保持文言书写习惯,留存了大量尺牍作品。这些旧派文人于1949年后多在作协、文联、文史馆等机构任职,据《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所载,既有“鸳蝴派”代表作家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秦瘦鸥、范烟桥,也有着名词客张伯驹、陈蝶衣,南社巨匠柳亚子,上海才子平襟亚等,该群体以郑逸梅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文言尺牍交际圈。第二类,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也是当代文言尺牍的重要作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新文学创作为主的作家们,在写作文言尺牍时,均展现出扎实的旧学功底。该群体中既有新文化运动时期即已驰名文坛的郭沫若、茅盾,以及现代派小说的先锋施蛰存,散文家叶圣陶、夏丏尊、周作人等,也有1949年后影响较大的着名作家,如孙犁、聂绀弩、俞平伯、汪曾祺等。他们并未受文艺创作上的习惯限制,而是根据致信对象选择书面语体,如施蛰存、汪曾祺、叶圣陶三人,本以白话书信为主,但在与郑逸梅、古剑等人的笔谈中,却自觉地使用文言,既是对来信者表达习惯的尊重与配合,也是对传统文化自身的一份敬意。第三类,不少历史文化学者及相关从业人员,以其深厚的知识与学养,撰写了大量精彩的文言尺牍。该群体以高等院校、科研机关以及相关文化机构为中心。一方面包括高校教师与研究人员。如辅仁大学顾随先生早年致叶嘉莹先生的文言尺牍,成为当代诗词学脉传承的重要见证。其他如陈垣、缪钺、程千帆、冯其庸诸先生,也均擅长文言尺牍创作,钱锺书先生还常以骈文修书。此外,一些寓居港台的学者也有文言写作的书札出版,如钱穆、饶宗颐和李敖等。另一方面包括出版编辑领域的从业人员。如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长年对年轻学者悉心指导、提点扶掖,鱼雁往来不断,王兆鹏先生《书信中的历史》一文就收录傅先生来函二十余件,其中不乏文言佳作。受行业性质影响,文言尺牍成为许多编辑青睐的交流方式。第四类,一些书画艺术家,常年与古人书札亲近,在书信写作上也偏好使用文言。如启功、顾廷龙、赵朴初、谢稚柳、钱君匋、王蘧常、吴湖帆等,他们不仅技艺精湛,且往往学识充沛,文采斐然。很多身处文博系统,或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其尺牍往来也多与文物鉴定、书画鉴赏相关,其作品除了书法上的审美意义之外,还兼具较高的学术价值。
当代文言尺牍除了拥有广泛的写作群体之外,在文体的语言、形式与结集方式上也呈现出新特点。其一,当代文言尺牍在语言方面,除了保持文言谦恭委婉、简洁精练、典雅庄重的特点之外,也积极适应潮流,破旧立新。一方面,融入了新词语及语法,加入了“您”“同志”等人称代词,在语序上也做出调整,追求浅显平易的效果。另一方面,删汰了刻板的寒暄语、肉麻的颂扬语以及某些等级色彩浓厚的谦敬语。再一方面,文言尺牍中时常夹杂白话语句甚至段落,呈现出文白混一的效果。如启功先生以言辞风趣见长,在行文时,常在文言掺入一二白话作为调侃,灵动而不失优雅。其二,当代文言尺牍在写作形式上不拘一格。一方面,在书写工具上,软硬笔兼施,笔迹色彩以黑、蓝为主。纸张形态多样,除传统笺纸外,经常使用机关单位的专用稿纸。另一方面,在文字安排上,简繁字体,横竖排版,皆因作者习惯及致信对象而随机应变,有的文言尺牍还辅以新式标点,既方便了写作阅读,也能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其三,当代文言尺牍的结集方式呈多样化趋势。一方面,既有以公私收藏为内容的尺牍影印本,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华书局的现当代尺牍合集,以及郑逸梅、周绍良、罗孚、谢辰生、常任侠、杨仁恺、容庚、吴丰培等人珍藏的友朋书札;也有以时期为限的尺牍合集,如《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二十世纪中国名人书信集》《现代作家书信集珍》等。另一方面,既有以单个作家为类聚标准的尺牍别集,如《常任侠书信集》《徐悲鸿书信集》,孙犁的书信集还以排印和影印两种形式出版;也有依内容主题类聚的尺牍专集,如《熊十力论学书札》《词学书札萃编》《尺素海宁》等。其四,在电子通信工具极为发达的现阶段,文言尺牍还以电邮、微信为载体,充分发挥电脑、手机等工具优势,使得书写和传播更加便捷,在“互联网+”思维引导下,将数千年来依赖鱼雁邮驿的传统方式,转化为当代数字化生活的一部分,从而激发文言书写的生命力。
当代文言尺牍的庞大的作者群体与作品数量,构成了当代文言尺牍的绚烂图景。在文言文创作这一文化遗产亟待传承的当代,尺牍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文体范式与文风,为文言写作走入现代雅致生活提供了借鉴。当代文言尺牍还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充当了历史的放大镜与显微镜,学者因此得以考察“折叠”在宏观叙述中的史事细节与书信写作原生态。文言尺牍还是中国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文言尺牍的整理和研究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各文化机构通过公开展览、影印结集等方式,可使社会大众养成对文言尺牍的珍爱与亲近,在阅读中,感受传统文人间有礼有节、相知相重的君子风范。
(作者:刘慧宽,系上海大学中华诗词与创作中心特邀研究员)

威尼斯游戏网址,书信是中国传统的文体,具有应用性与审美性的双重特征,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牍》中说:“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如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宋代王安石《上杜学士言开河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信札。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以及现代通讯技术的影响,书信的写作和应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当现代报刊以公开的方式发表书信以及书信体文学作品时,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已经逸出于应用范畴,而成为公共领域的交流方式。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通过书信以及报刊通信栏目所进行的思想碰撞与文化交流,看到了新旧交替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人情怀,也读到了读者与编者之间较为私密的或者半公开的思想与情感。王玉春把握了世纪之交东西文化汇流宏阔背景下的这一独特景观,从作为一种文体的通信的现代转型,非常系统而到位地进入到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文人心态及其痛苦蜕变进行了细致分析。她发现,古代文人书信中的家国情怀、笔墨情趣,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革命、启蒙、创作等,这种话题的转化反映出现代报刊社会关注重点的变化,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话方式与内容的转化。在作者眼中,报刊中的通信栏目是对传统与现代的有机完美融合,她既把通信看作中国文人的一种书写方式,而又将其作为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表现形态,或者说,当文人的人间情怀置于现代报刊的新媒体语境中时,通信的书写者无论其身份还是精神世界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其中,作者的倾力关注也许正可以解释现代传媒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关联。

对此,作者运用了“对话”理论给予学理上的阐释。对话理论概念源自希腊语,指平等、自由的交流,而在文学理论中首先是由巴赫金创建的多运用于小说批评的对话理论。对话理论认为,对话关系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一切都可以是手段,而只有对话才是目的。作者认为,报刊通信栏建构了一个更为自由、开放和多元的对话空间,是人们可以进行讨论、展开对话交流甚至学术论争的平台,正是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尽情表达,有效对话。毫无疑问,将通信栏目作为一种对话行为,作者发现了通信作为现代报刊的基本特征,寻找到了现代报刊的表达方式。当报刊通信栏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时,对话既是一种方式,也是目的,编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或者编者与作者,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某些或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然,更重要的是,通信栏打破了精英文化的一统天下,普通读者可以通过这个栏目获得对话的权利。在这方面,作者以温和的态度,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双簧戏”的一角。这一影响文学革命发展方向的“通信事件”具有太多的故事和秘密,而作者举了一个大学生张厚载竟然可以与新文学运动的大腕们进行论争的事例,言明报刊通信栏的平等开放原则。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相比较于古代文人的书信往来,报刊通信栏更具有开放性特征,打破了书信的单向性,而成为双向的、互动的状态。在多重对话中,对话的空间被打开,无论对话的参与度还是公开性,都具有充分的自由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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