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与博弈:文化研究、专业主义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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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 and Game:Cultural Studies,Professionalism and Intellectuals

摘要:
英国的伯明翰文化学派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作者简介威尼斯游戏网址,:颜桂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英国的伯明翰文化学派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也被简称为CCCS)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应运而生,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从此闪耀于学术舞台。半个世纪以来,伯明翰学派从英国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虽然2002年伯明翰大学关闭了该中心,但伯明翰学派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对伯明翰学派的借鉴和反思几乎成为各国文化发展的理论驿站,与文化研究相关的书籍大多也都会提到伯明翰学派。中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以来,文化研究领域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对伯明翰学派的关注和研究也在不断升温。开阔视野,借鉴他山之石无疑是繁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但从近年来国内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看,还存在整体上把握不够深入,概念上笼统而模糊的问题,尤其是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内核-“大众文化”缺乏系统性理解,由此甚至导致两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大众文化”或被理解为积极的左翼政治的承载物,具有革命性潜能,或被理解为消极的右翼政治的寄生物,表征着庸俗文化的泛滥。

原发信息:《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201711期

其实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物,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也是如此。要汲取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精华,扎实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文化研究,我们必须从社会系统的高度来考察和理解“大众文化”。从社会系统的环境因素着眼,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情境性特征;从社会系统的运行方式着眼,大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具有辩证性特征;从社会系统的结构着眼,大众文化的呈现方式与发展趋势具有开放性特征。这三大特征从根本上拒绝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理解,且无一不反映出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历史、人类命运的紧密关联,无一不启示人们从现实出发,反思旧文化,创造新文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4CZW007)。

一、产生与发展的情境性特征

当“文化研究”(Cutural
Studies)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前身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个文化研究重镇却在2002年6月被该校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了。这引起了国际学界不小的震动,震撼之余,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的反思,更是对文化研究“中国问题”的无尽思量。此时,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浮出历史地表——文化研究如何面对自身的悖论?它有没有可能既获得学院体制内的生存空间,又不丧失“反学科”的理论能量?对中国的文化研究而言,它在拼贴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时候,是否制造了新的“理论马赛克”?我们如何想象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1]诚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学术体制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尽管它自身不得不附着在现存的学科体制当中,但它一直强调跨/反学科的重要性,跨/反学科实践本身甚至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化坐落于社会大系统中,无时无刻不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从社会系统的环境因素看,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具有情境化特征,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宣告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应该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也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的定义“取决于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人宣称,文化研究既非领域也非方法,因为文化包罗万象,研究它的方法也可以涵盖甚广。马克·吉布森(Mark
Gibson)和亚力克·麦克霍尔(Alec
McHoul)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他们指出:“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存在才成为跨学科的;跨学科性并不是它有意地分野,并不是其课程激进性自告奋勇的旗帜,至少现在不是。相反,跨学科性是产生于结构性的体制需要。其本身基础的混合成分,文学研究、社会学、自传,代表了一种形成该学科早期形式的三角形重点。”[3]用霍尔的话说,文化研究的力量就在于它是“跨学科研究的焦点”;而对于特纳而言,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

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展开,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其曾经拥有的激进的革命意识却消退了,从而直接导致了英国工人运动处于低谷,马克思主义面临重大挑战。在国际上,苏联入侵阿富汗、东欧的变化,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事件发生,使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对社会主义运动前景陷入了极大的迷茫之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虽然英国国内经济不断转好,但随着英国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撤退,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加之社会混乱和道德秩序的失衡,出现了“愤怒的青年”的反叛思潮,表达出青年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不满,对前途的茫然失望,并由失望进而变为愤怒。随着美国商业文化的全面“入侵”,英国的本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引起了有着深刻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关注,而英国传统文化利维斯主义显然无法承担这一重任,秉承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们更多地是对现实的斥责和对逝去时光的惋惜。也是在这一阶段,左派知识分子通过在成人教育中与广大工人的接触,更深入地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从而为他们提出大众文化、批判现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争取文化权,肯定普通百姓对民主和自主的追求,这与启蒙精神一脉相承,也为克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找到了某种路径。在席卷欧洲的68年运动中,英国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支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希望工党不断前进,然而68年运动很快就失败了,对68年运动的反思和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伯明翰学派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作为新左派的重要力量,伯明翰学派打出大众文化的旗帜,强调平民人道主义,在全面超越利维斯主义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努力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对英国社会进行全面反思。可以说,具体的社会环境使“大众文化”成为左派知识分子在沉闷的英国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夺回一度失去的话语权的新方式。[1]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的情境化特征还表现在它的不同发展阶段打着不同社会环境的烙印。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与上个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是有区别的。作为伯明翰学派的第一代学者,1960年代的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人关注的视野初集中在通过阶级改革社会的向度上,虽然他们并不认为经济对政治和文化具有单向决定作用,但经济仍然是他们思考文化的一个重要视点。到了1980年代,英国城市化步伐加快,新自由经济政策开始实施,社会政治经济面貌发生重大改观,文化研究领域也同时受到影响,伯明翰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霍尔等人明确提出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用经济或政治的视野来解释文化问题、来谋求社会变革。他们的经济视角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模式已经大相径庭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被他们看作是一种“接合”,而不是终“决定”,大众文化研究也更多地体现在微观权力学和媒体分析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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