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资金财产阶级革命报纸和刊物-中国社会科高校近代史商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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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革命思想风起云涌,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在抨击满清贵族专制,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尊崇民主与科学、开启文化启蒙和唤起民众等方面,宣传和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为民主革命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般认为,中国的报刊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被称作“新闻”的小报,乃至唐代的邸报。其实,真正可以算作中国报刊鼻祖的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中外新报》等一批报刊。不过,改良派的报刊与改良运动的命运一样,只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事物。取而代之的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报刊。

《河南》;革命思想;宣传影响;革命思想;影响;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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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失败如当头一击,迫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转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接受改良失败的教训,积极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又吸取改良派大造舆论的经验,一开始就广泛开展办报活动。他们先后在中国南方沿海和海外华侨聚居之地创办120多种报刊,用以揭露清政府对外出卖民族主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用以介绍革命学说,动员人民反抗封建势力。

《河南》;革命思想;宣传影响

与此相对应,在对改良派报刊大肆洗劫之后,清政府也开始谋求以法令的形式来禁止或限制资产阶级的报刊活动。于是,《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报律》相继出笼。这些法令规定,禁止“诋毁宫廷”、“扰害公安”、“淆乱政体”,违者“永远禁止发行”,并要对主事人处以徒刑或罚款,重者乃至杀头。在如此苛刻的法令面前,革命报刊很难在国内生存,只好在海外华侨聚居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等地出版。

晚清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国家的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外敌的入侵彻底粉碎了天朝帝国的美梦。面对侵略者的枪炮,清政府无法担任抗敌御辱的重任。救亡图存的残酷现实迫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寻求救国真理,当时留日的河南知识分子,创办了进步刊物《河南》,他们严厉抨击满清贵族的专制制度,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尊崇民主与科学,开启文化启蒙,希冀唤起民众觉醒,推进中国社会变革。

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工作贡献较大的是留日学生,他们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办报活动。其中,创办最早、而且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是《开智录》半月刊,该刊1899年冬创办于横滨。1900年12月6日,在东京创办的《译书汇编》月刊,主要刊载关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译文。1901年5月10日,在东京的留学生又创办了《国民报》月刊。由于它是第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而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关心和支持。1903年以后,在留日学生中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更加激进的报刊,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和《直说》等。当时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先生就曾在《浙江潮》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古代斯巴达人不惜以身殉国、反抗侵略的精神来激励留日学生和广大中国青年热爱祖国,反抗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留日学生虽然身居异国,但他们忧国忧民。他们通过上述报刊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创办《河南》杂志的原因

同盟会成立以后,在日本,尤其是东京又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报刊,如1905年创刊的《民报》、《醒狮》、《新译界》和《晨钟》,1906年创刊的《复报》、《云南》、《洞庭波》、《革命军报》、《豫报》和《鹃声》,1907年创刊的《汉帜》、《秦陇》、《晋乘》、《四川》和《河南》,1908年创刊的《关陇》、《国报》和《夏声》等。其中的《复报》在国内编辑、日本出版。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上形成的封建经济和封建势力顽固,又远离通商口岸,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较小,因而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比那些“得风气之先”的省份较晚,但河南的地理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对培养和发展河南革命党人尤为关注。1906年,当河南首次派赴日本学习陆军的50名武备学堂的学生到达日本时,孙中山特派河南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曾昭文赴码头迎候,后孙又亲自接见河南留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勉励他们摈弃发财升官思想,投身革命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留日学生以同乡会名义,首先集资发行《豫报》,但是编辑发行人员成分复杂,既有革命派,又有改良派,甚至还有保皇党人加入,在《豫报》出版伊始,就不断地暴露出矛盾,如《简章》中曾明确表达创办《豫报》是为了改良风俗,达到开通民智、唤起国民革命思想的目的,却又在《豫报之原因及其宗旨》中说“留学界中所出各报,如《浙江潮》、《汉声》、《直说》、《晋话》虽主义不甚相同,无非以唤醒桑梓为目的,愚等对于学界虽无出报之程度,而对于内地则有应写家书之责任,是以报中文语白话,兼收并采,亦与家人父子之间相聚絮语”[1],表达了力求不问政治,与世无争的态度。而且《豫报》还常常发表一些对革命不利的文章,掣肘革命派自主发表言论,到第四期《豫报》出版时,同盟会成员和保皇党人矛盾尖锐化,同盟会成员特别希望摆脱保皇党人,另立一份能够激发民众的爱国天良,唤醒沉睡酣梦之中的大众,倡导社会科学与文明的新杂志。由此可见《河南》杂志从创刊时就表明了自己鲜明的革命立场。1907年11月河南尉氏县刘青霞女士出资两万元,新杂志《河南》创刊,对外公开编辑及发行人署名为武人,实际上张钟端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参与活动的主要成员有余诚、曾绍文、潘印佛、王传琳、陈伯昂等人,分别担任编辑和发行工作。《河南》杂志从创刊到1908年12月停刊,仅发行九期。《河南》原计划每月出刊,但随着其影响的逐渐扩大,引起了清政府的惶恐不安,在出版到第十期的时候,日本警察厅接受清廷驻日公使要求,查办留日学生革命刊物,《河南》被迫停刊。

除日本外,在进步华侨的资助和参与下,东南亚和北美等地也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如1881年创刊于美国檀香山的《檀山新报》、1902年创刊于美国旧金山的《大同日报》、1903年创刊于缅甸仰光的《仰光新报》和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的《图南日报》等。其中的《檀山新报》原为商业性报纸,后为华侨程蔚南接办,俗称《隆记报》,孙中山于1903年抵檀香山后,为与保皇派论战,将它加以改组。孙中山先生的两篇著名评论性文章《驳保皇党》和《敬告同乡书》都发表在《檀山新报》上。该报也因发表这两篇揭开革命党与保皇派大论战序幕的文章而闻名于世。

《河南》杂志的宗旨和内容

在香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于1900年1月25日创办了机关报《中国日报》。该报被誉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筹备工作,后由陈少白(1869~1934,先后担任过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任社长兼总编。该报同时出版日刊和旬刊,以大量的篇幅进行革命宣传。但对待保皇党的态度却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最初,《中国日报》几乎每一期都有关于保皇党活动的报道,给康有为、梁启超以很高的评价,甚至连发行工作也委派改良派的报刊编辑部代办。但是,随着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日益对立,《中国日报》也由少渐多地出现了批判保皇派的文章,并因而与保皇派报刊发生了冲突。1902年,《中国日报》与广州的《岭海报》对垒;1903年,《中国日报》与上海的《中外日报》交锋;1904年,《中国日报》与香港的《商报》笔战。由于《中国日报》坚定地站在革命派的立场,大力批判这三家报刊的保皇派言论,因而声威大震,销路大畅。

《河南》的创刊是为了“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所以其宗旨在发刊简章中有明确表述,“本报为河南留东同人所组织,对于河南有密切之关系,故直名曰《河南》”,明确强调“本报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在《发刊之旨趣》一文中指出“须思中国者非政府诸人之所专有,国民各个人俱其分子之一,政府特其执行者耳,政府之建设,非由于政府,实由于国民,政府之不良,国民应有改造之责”[2],表达了通过报刊宣传唤醒国民,改造政府,以期望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办刊宗旨。《河南》杂志是一个综合性刊物,有图画、论著、译述、时评、传记、史谈、小说、文苑、访函、记载、来稿、来函等类别,每一期的栏目并不固定。《河南》从创刊到结刊,共刊出署名文章75篇,其中以“论著”最多,共有38篇,内容丰富,文笔犀利。[3]

除《中国日报》外,在香港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和《有所谓报》革命报刊。郑贯公(1880~1906,后来曾任同盟会香港分会庶务干事)先后担任过这三家报刊的总编。在此之前,他曾任《中国日报》旬刊的主编。同时,因这三家报刊的编辑人员大多来自《中国日报》,因而都明显地支持革命派的活动。

《河南》杂志对晚清革命思想的宣传和影响

作为一份旨在“牖启民智,阐扬公理”的革命刊物,《河南》杂志旗帜鲜明,充满了“排满”和“反帝”的内容。其宣扬民族、民权思想,呼吁抵御异邦侵略,推翻腐败专制晚清政府的主旨内容对于唤醒民众的民族自觉性和号召民众“反帝救亡”起到了无可辩驳的启迪作用。

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派在国内也陆续创办了一批报刊,主要阵地在上海的租界地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苏报》和《大陆》。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其时,中国的保皇派、改良派和革命派等相继留学日本,创办各类报刊,他们均利用其各自的报刊作为思想宣传平台,通过对自己理想社会思潮的宣传以期达到实现之愿望。如1898年的《清议报》、1902年的《新民丛报》、1903年的《浙江潮》等都是此类刊物,这让晚清政府感受到了留学生激烈言论的威胁。为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开始钳制留日学生思想,在1903年颁行了《日本约束游学生章程》;同时与日本政府交涉,在清政府压力下,日本政府颁行了《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私立学校规程》,此举使刊行的大批报纸杂志被查禁,甚至遭停刊。留日学生大批回国,同盟会在日本活动力量大大减弱。直到1908年初,在日留学生才又开始以本省名义创办刊物,《河南》便是其中之一,可见《河南》杂志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负着宣传革命思想的重任。孙中山的得力革命助手冯自由先生即认为在当时留日学生后期创办的杂志中,《河南》杂志的创刊影响甚大。“此报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时《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等月刊停刊已久,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4]不但如此,《河南》杂志自创刊后,同盟会成员李炯斋为了奔走革命,传播革命思想,推销《河南》等革命刊物,自愿放弃学习,毅然归国回到河南开封,经刘青霞捐款,在开封西大街创办了大河书社,由李炯斋任经理,罗殿卿、刘醒吾等为副经理,负责《河南》在东京出版革命刊物的发行工作,大河书社实际上还是同盟会的通讯联络机关,为河南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从《河南》杂志每期的发行数量上看,也较为可观。张绛回忆说,《河南》杂志刊行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每期销售量渐增,甚至于第三期刚一出版,很快就售完了,于是不得不再次刊行,在当时报刊发行中的确是非常少见的。[5]冯自由也曾说《河南》杂志出版不久,就已经风行于海内外,每期销量均在数千份。刘惟城先生则认为《河南》杂志每期销行甚至在万份以上。[6]

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苏报》是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它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最初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注册,由日本人生驹悦任馆主,邹悦任主笔,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后来,因大量发表黄色新闻而声名狼藉。在无法继续办下去的情况下,遂将全部设备转售给中国人陈范。陈范虽是官场的失意文人,但因保皇倾向作祟,而使《苏报》高唱立宪挽歌,社会影响甚微。

《河南》杂志巨大的发行量,使其舆论宣传对清末民主革命的兴起与民族启蒙产生了很大影响。“你有枪和炮,我有笔和刀”,革命党人在《河南》杂志上放言高论,无情地揭露清王朝统治的腐朽,热情地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

1902年以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陈范成为革命派的同情者,《苏报》也逐渐变成了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刊。是年冬,《苏报》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对国内外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作了连续报道,并与蔡元培、章太炎等领导的中国教育会、章士钊等支持和组织的爱国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苏报》不仅从经济上支持爱国学社,而且大量发表学社师生的演说和评论,从而使自身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舆论工具。第二年的5月,陈范约请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长沙人,1902年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1903年由于反对校方干涉言论自由而退学赴上海,成为爱国学社的骨干,以后便积极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他在主持《苏报》期间,不仅积极组织和编辑革命文章,而且亲自发表了一系列带有强烈的革命性的文章,如《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和《读〈革命军〉》等。此外,影响较大的文章还有章太炎、邹容等的《驳〈革命驳议〉》和张继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等。这些文章热情洋溢地声援了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奴颜向外、鬼脸向内”的丑恶嘴脸,也严词批驳了保皇派诋毁革命的无耻谰言。

首先,《河南》强调爱国救亡,严厉抨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河南》比较广泛地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揭示出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召唤河南同胞赶快克服苟安心理,比如针对有些人认为河南地处中国腹地,他省灭亡,河南不会同归于尽的糊涂思想,《河南》列举了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史实,来说明“政府若断送河南必断送”的道理,号召河南人民不要做安分守己的好百姓,要行动起来,改变这黑暗的现实。《河南》杂志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深刻地批判封建主义,声讨清王朝专制统治,驳斥改良主义,对当时的人们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第一期《河南》上发表了张钟端的《平民之国家》,该文批判“误解国家为君主私有物”和“误解国家为官吏占有物,因以保全国家者惟官吏之责”的观点,观点明确地表明:“故吾一言以断之曰:今之国家非君主的国家、政府的国家,乃为平民之国家。”发表在第五期《警告同胞无受立宪之毒论》更明确指出:立宪派鼓吹的“立宪”是惑世殃民之说,改良在中国绝无出路,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面对一些人鼓吹召开国会骗局,张钟端尖锐地指出,时至今日如果救中国,万万不能指望清政府,因为它不但不能救国,而且还限制普通民众救国,所以对清政府不能有任何依赖和信任,不能对清政府有任何幻想,要想大功告成,“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以处此也”[7],明白准确地号召人们用暴力革命的极端手段来改造中国。

1903年5月,当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以后,《苏报》不仅马上在“新书介绍”栏中进行介绍,同时还刊出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书评,对于《革命军》一书中提出的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随后,又刊出了章太炎所写的《〈革命军〉序》一文,从而扩大了《革命军》的影响,加速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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