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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学乐师联合会主席南帆阐释文学和经济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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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帆认为,虽然优秀的历史著作如《史记》也能够展现生动的人物性格,但历史著作并不负责写出性格的完整性,而是只呈现重要方面;关注完整的性格与人生,则是现代文学的特征。古代文学与神话、历史的相互纠缠,注重英雄人物的表现,人物往往没有日常生活及具体人生,这一特点也广泛地体现于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中;现代文学中日常生活的分量显著增加,这一转折出现于明清小说尤其是《金瓶梅》《红楼梦》中,此后小说的纹理日渐细腻。现代文学以细腻的方式展示交织在一起的多种价值观念,以及日常生活背后的多种感情判断。

话语分析与文化研究

  南帆是我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著有《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等20多部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集,获过从学术到文学的国家多项获项,成绩斐然。


帆:《文学的维度》又一次把视线对准了语言。20世纪80年代对于形式和语言的兴趣再度浮起。语言可以是世间万物的命名,这是最为初级的语言理解;另一种常见的理解是,语言充当人们内心表现的工具。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是从“表现论”的意义上估量语言的意义,从孔子的辞达而已、诗人的炼字炼句到言为心声、气盛言宜之类的命题,没有人对于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表现论”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20世纪所谓的“语言转向”之后,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一直到拉康,另一种观念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考虑:语言是一种先验的符号秩序,人们的思想认识必须接受各种符号秩序的编辑;符号决定了主体,构成了主体。

  南帆以自己的近十多年创作历史散文的经验与感悟为切入点,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思索。他指出,历史散文呈现出历史人物身上各种日常生活细节,使人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正是其独特价值所在。对此,他以对林觉民、林旭、沈葆桢三个历史人物的书写为例进行了详细阐释。南帆提出,现代文学与历史学的最大分野,在于文学关注人生、命运而非重大历史事件,文学从大事件中进入人的日常生活,而历史学关注、处理的则是社会。


帆:文学史不仅是文学事实的记录,而且是文学事实的筛选、解释和评价。文学史写作不得不从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开始:文学为什么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某些重要的文化观念隐藏于作家的思想之中,成为他们文学想象的内在情结,甚至提供故事发展的驱动力。《隐蔽的成规》力图发掘文学生产背后一些隐蔽的控制和监察,诸如现代性,国家神话,历史的理解与叙述,传统和民间的意义,如此等等。阐明这些文化观念形成的各种成规有助于解释文学史的各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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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我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视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文学兴趣。年龄渐长,但是,文学的兴趣没有随之削减。文学研究能够成为职业,这始终是我深为庆幸的一件事情。尽管如此,我仍然要承认,我重视文学的原因超出了个人的爱好。在我看来,现今的文化结构之中,文学的意义不仅没有减少,相反,文学正在重新显示出不可代替的一面。

  

刘小新:您对文学史写作似乎不太感兴趣。在您的著作中,只有《隐蔽的成规》接近当代文学史著作。但是,《隐蔽的成规》显然与流行的编年体式文学史著作不同,它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的。为什么选择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何谓“隐蔽的成规”?多年以后的《五种形象》是否延续了这种思路?

  南帆指出,当前通俗文学作品尤其是“无厘头”的作品广受年轻一代欢迎,年轻一代将艺术视为娱乐,不与人生经验相联系。而于经典文学作家而言,其艺术作品与生活应当血肉相连。后革命时代,日常生活的空间、容量急剧膨胀,传统坐标失去意义,精神生活空虚,高度发达的技术难以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因而文学实际上面临着重大任务,不但要从日常生活中概括中国现有经验,更要提高人的精神质量,提高人的质量。


帆:20世纪80年代我正式投入文学活动。那个时期,文学是启蒙气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大学的中文系就读,并且开始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论文的写作。当时的各种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以及主体论、方法论等问题的讨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年轻一代的视野。置身于这种气氛,文学不仅是我所向往的职业,而且,与许多年轻一代相似,我力图借助文学解释自己的生活,改造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这是如此之多的人持续地关注文学的原因。即使到了今天,这个原因仍然潜伏于我的文学兴趣之中。

  南帆说,一方面人类具有极强的沟通能力,也因此得以组成严密的社会;另一方面,人类渴望独立,强调个人性。由此,人类沟通的能力与独立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张力。事实上,每个人都应当成为主体,同时人与人之间又应当能产生共识。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独特乃至于异常的人物,这些人物的个性难以用社会学概念概括,文学的视角即进入个人,而非停留于社会的平均数之上,文学所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历史之间的个人命运,而这些个人命运相加并不等于大历史的总和。

中国文学的提高以及逐渐完善依赖的是富有韧性的不懈工作。无论是出于个人兴趣、职业要求还是出于文学意义的认识,我们愿意站在不懈工作的队列之中。

  5月25日晚,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艺理论会会长、我校中文1977级优秀校友南帆教授应邀回到母校,在人文学院101报告厅举行题为《文学、历史与人生》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系厦门大学南强学术讲座。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主持,副校长詹心丽出席并为南帆教授授予“南强讲座”纪念牌。

《无名的能量》强调的另一个观点是,这些日常生活和一个个普通人也是“历史的构成”。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把历史想象为大英雄或者大奸臣的舞台,普通的小人物仅仅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他们仿佛处于历史之外——难道他们还能推动历史吗?我当然承认大英雄或者大奸臣与普通人的区别,但是,他们都在参与历史。他们在各种对话、挑战、协商和冲突之中充分地表现出主体的能动性。历史是所有的人合力创造的结果。文学抵达了历史创造的最小有效单位。谈论独立、革命、解放,最终必须触及个人经验。

刘小新: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争论开始,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多次思想交锋。您持续地关注这些思想交锋,并且始终积极地阐发文学经验的意义。这常常表现为您的思想跨度——从个人化的具体经验转入普遍的历史判断,从思辨性的思想观念联系到日常的细节。您的《后革命的转移》与即将出版的《无名的能量》均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许多方面,这两本著作的立场一脉相承;但是,时隔7年,我似乎还是感到您的焦点出现了某种转移。您可以具体地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

威尼斯游戏网址,复制所谓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意义?细节,场面,气味和声响,人物的言行举止,如此等等。显而易见,一个个普通的小人物出现了。这表明了对于个人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现实主义的精髓不是简单的模仿、再现,而是摆脱浪漫主义对于传奇、非凡景象以及夸张激情的爱好,把眼光投向了凡俗的人生,让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贩夫走卒浮现出来。我在《无名的能量》之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历史话语——即历史著作的叙述——的分析单位是“社会”,文学的分析单位是日常的“人生”。“为人生”是文学不再依附于历史话语的标志。这是文学话语的波长。

《文学的维度》使用了一个隐喻:“话语光谱”。文学从来不是存在于文化真空之中。从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哲学话语、法律话语到军事话语或者科学技术话语,众多不同的话语体系的交错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话语光谱”。文学话语置身其中,显现出独特的波长。文学话语的特征及其意义无不相对于另一些话语体系而言——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话语、新闻话语或者历史话语,如此等等。这意味着在语言符号层面上揭示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各种关系。在我看来,文学不存在“超历史”的孤立本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都是在多种复杂的比较之中显现出来——我反复阐述的“关系主义”即是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展开。我为“关系主义”撰写的一批论文主要辑录于《关系与结构》这本论文集。我主编的《文学理论》也是在这种平台上讨论围绕文学的众多命题。考察种种具体的历史关系就是远离形而上学,拒绝“本质主义”,注重分析文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

如此“器重”文学并不等于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完美地承担如此重任。相反,这些任务的描述更多地显示了中国文学的距离。然而,我还想说的是,距离的存在并不是抛弃中国文学的理由。的确,如你所言,目前出现了不少激烈的、甚至赌气式的否定论断。但是,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提高以及逐渐完善依赖的是富有韧性的不懈工作。无论是出于个人兴趣、职业要求还是出于文学意义的认识,我都愿意站在不懈工作的队列之中。

如何描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不太关注流行的编年史叙事。编年史式的叙事揭示了文学事实的历时秩序,但是这不是惟一的选择。能否考察文学史的共时结构?我曾经论证过这个问题。事实上,文学史从来不是单纯的编年史。收集和编撰众多文学事实的时候,某些关键词、某些关键的命题占据了人们的思想轴心,编织出文学史的撰写框架。《五种形象》涉及了“典型”、“现代主义”、“底层”、“小资产阶级”、“无厘头和后现代主义”这些问题。我想表明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如何受到这些关键词和关键命题的支配。我想,这种工作方式十分接近知识谱系的分析。

不过,我的散文开始转向历史往事的时候,感性经验、形象以及个人内心情绪反而增加了。无论是地方上的先贤英烈还是父辈的曲折经历,我在描述、分析之余产生了许多感慨。从《辛亥年的枪声》到《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这些散文似乎更为饱满一些。今年我在《收获》上撰写一个专栏,叙述的是个人历史的一个特殊段落——下乡插队的经历与个人的精神成长。我力图做到的是,往事记忆、个人经验、想象与分析以及历史认识的有机交汇。

文化研究对于我的吸引,很大程度上由于抛开了僵化固定的程式。目前为止,文化研究似乎还没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我的想象之中,文化研究恰恰包含了“反定义”的气质。突破固定的学科界限,突破经院习气,摆脱大量艰涩的术语而进入我们的生活实践,犀利的分析和批判不再是屠龙之技而是与周围的日常息息相关,这是文化研究的精髓。愈是接近现代社会,人们愈多地从栖身的自然转移到人工环境;这种人工环境的一大部分是由社会文化调集各种符号构建起来的。人们无法质问自然的构成。不论是风调雨顺、土地肥沃还是干旱炎热、石油匮乏,人们只能接受自然的安排。然而,进入人为的社会文化,人们有权利提出质疑:这一切出自谁的安排?对谁有利?哪一些人暗中获益,哪一些人不知不觉地成为压迫和剥削的牺牲品?当然,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业已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文化策略掩盖种种不公。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揭开各种伪饰,暴露各种不平等关系,不论这一切隐藏于话语修辞、行规习俗还是课程设计或者学术机制之中。从文学研究跨入文化研究,这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一步。由于文本分析的训练,从事文化研究的时候可以迅速察觉,各种纷杂的符号如何卷入意识形态叙事。

文学潜入日常生活,是否就是向世俗妥协?文学的美学锋芒消失在家长里短之间了吗?相反,文学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寻找突围的能量。


帆:《后革命的转移》的确企图回应历史的转型——当然仍旧是文学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历史特征可以表述为,革命的话语、机制和气氛无不逐渐消退,市场话语急剧膨胀,消费主义乃至拜金思想正在成为某些人的惟一信念。不长的时间里,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产品撤到了边缘。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文学知识分子做出了激烈同时又不无仓促的反应,“人文精神”的争论可以视为这种反应的记录。《后革命的转移》的写作大部分在“人文精神”的争论之后,许多思考来自这场争论的触动。首先,文学记录了历史转型背后的众多复杂经验。这个历史转型并非一条干脆利索的弧线,而是裹挟着各种复杂的体验,例如惊讶、激动、感伤、依恋、忏悔、痛苦、犹豫,等等。这个历史转型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他们曾经在“五四”时期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继而在革命话语之中接受改造;20世纪8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又一次被誉为勇敢的盗火者,但是,汹涌的商业大潮致使他们不知所措。知识分子与大众构成了历史之中的二元结构。无论是启蒙还是接受改造,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底层的工农大众;他们的思想与工农大众之间的距离坚硬地存在。现在,商业大潮推到知识分子面前的是消费者大众。知识分子又一次成为落伍者,可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如何评价这种状况。市场和商业不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召唤出来的吗?剥削阶级与财富的连锁关系解除之后,消费带来的狂欢令人亢奋。无产阶级大众与消费者大众之间的身份转换并未遇到太大的困难。这时,令人奇怪的似乎是另一个现象:真正的市场和商业抵达之后,知识分子为什么又感到了格格不入呢?他们仅仅是一批“叶公好龙”的家伙吗?

文学与新型经验

这些故事的确显示了历史转型之中最为复杂的一面。一些人倾向于援引审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分歧给予解释,另一些更为激进的想法是在审美现代性的位置上恢复革命话语曾经拥有的强大威力,遏制乃至否定消费主义。我的确感到担忧的是,消费主义会不会形成另一种压抑体系,格式化社会成员的思想空间,冻结所有的精神探索和活跃的想象,以至于一切主题无不指向一个字:钱。因此,当市场带动的巨大财富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实利主义投降。这种氛围之中,20世纪80年代风靡的哲学与诗成了笑话,工具理性与经济利益的锱铢必较一拍即合。如此迅速的精神枯萎肯定会引起警觉。然而,我对于重复昔日的各种空洞口号没有太大的信心。许多时候,这些口号成了特定场合的礼节性辞令,许多津津乐道的人自己也不怎么相信。面对巨额财富,他们同样不存在内心防线。我宁可在文学经验之中搜索某些抗衡消费主义的精神资源。文学显示,从本土、民族、乡村、文化传统到怪诞的美学或者宗教信念无不包含了另一些富于启示的主题。当然,《后革命的转移》并不是简单地把市场与这些主题叙述成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针锋相对;相反,我想考察的是,这两方面如何展开复杂的对话,进而在对话之中互相展示历史的合理性,扬弃种种丧失了生命力的命题。


帆:《冲突的文学》一书1992年初版,时隔20年之后另一家出版社再度出版。我的思考脉络之中,这本书的确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结构,并且察觉到这种结构形成的空间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内部熙熙攘攘的各种因素背后存在三种“价值源”: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三者形成了多向的文化冲突,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尚未充分展开,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冲突已经接踵而来。这个阶段中国文化内部的复杂性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术语——例如某某主义——加以概括。上述这些相互缠绕的冲突相当一部分体现于文学之中,例如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英雄与反英雄,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社会与形式,如此等等。这一切显示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质。考察这些冲突的时候,我同时注视着文学和审美产生的积极作用。文学如何在如此复杂的图景之中投出自己的一票?文学所倾心的内容与其他文化门类具有哪些区别?各种文化门类对于这个世界做出了焦点各异的描述,众多描述的背后是否可能隐藏某种统一的观念?这些问题的纠缠与思索远远超出了这本著作之外,成为我日后相当一部分工作的思想框架。面对这种文化图景,许多思想家的启迪汇入我的考察,例如罗兰·巴特的犀利,米歇尔·福柯的深刻,或者特里·伊格尔顿的开阔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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