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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网|高瑞泉:踩着恩师冯契的足痕,梳理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今世性思想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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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山北路校区内居住的20多年里,清晨七时许,
共青场上总有高瑞泉慢跑的影子。10年前搬到闵行校区附近的寓所后,每日的晨课改为散步。不久发现了学校体育馆内的温水游泳池,喜欢锻炼的他每周会力争一两次感受某种力量。

  说起陈卫平,在上海学术界里,算是有点 故事
的人物。在他主要工作过的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人们总会讲出一些和他相关的故事。当你向他求证时,他就说那都是一些
传说 而已。但正因为是 传说
,就有了几分传奇的色彩。陈卫平的很多故事是和他 爱管事
相联系的,而所谓的传奇色彩在于他往往把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办成了。在不起眼的外貌下,他的行动力令人惊奇,完全超越了传统象牙塔里的学者的能量,而行动力背后是他诚以待人的热心和灵动的聪敏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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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平是冯契在文革后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经常有冯门弟子对他以
大师兄
相称。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快人快语的陈卫平,却是一位敏于行不讷于言的冯门君子。

  进入华东师大,转眼就是35个春秋了,年近古稀生出退意亦是常情。他脑海里不自主地想到导师冯契教授,便心生愧意。因为历史的曲折,收入十卷本《冯契文集》的200多万字的著述,是先生63岁以后写就的;他也常想起跨洋老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教授,去年已过80岁,他给自己的礼物是接连出了两部著作,每部都是六七百页的砖头
。前不久在电话里竟轻松地说, 我最近要出的那一本书……
。每次这样的对话后,高瑞泉总也有些心动:虽然2002年已被聘为华师大首批终身教授,但每年还会给本科生上点课,而体育锻炼让自己保持必要的体力和脑力,他的计划中还有不少继续要做也喜欢做的……尤其是与他相伴了近30多年的观念史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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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动荡岁月中想问题

陈卫平教授

  与大学校园里的许多老三届不同,高瑞泉并没有读过本科。但他以同等学历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前,就已参与当时的哲学争论,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他笑称自己太自以为是,以为按照大学哲学系的教学课程自学就可以进入哲学殿堂,在恢复高考时,他并没有随潮流参加高考。

文革岁月:从北大荒知青到工农兵学员

毛泽东教导要想问题

  1951
年,陈卫平出生在上海虹口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母亲则在家料理家务,家中并没有特别的人文教育。少年时代,他就读于华东师大一附中,这所学校的图书馆在当时上海的中学里是一流的,他课余喜欢在那里的阅览室翻看书报杂志,从中接触到一些文史哲方面的知识。

  对哲学的兴趣,源于 1960
年代据传是毛泽东语录手抄本的一段话,上面写着: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轰大嗡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过客。
不夸张地讲,这些话可能影响了我一辈子。

  初中读了两年,文革就开始了,他自愿报名,来到了天寒地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度过了近
5 年的知青生涯。在一望无垠的北大荒,他瘦弱的身躯在艰苦的劳动中 百炼成钢
,因为有着一般南方人所不具备的酒量,立刻赢得了贫下中农的好感。于是在
1972
年,他入了党,是当时上海知青中唯一的党员,并成为了党支部委员。当时的他已经决心扎根边疆,并写

明志:红旗指引路,扎根有前途。然而,当时的知青政策有所调整,考虑到他兄妹三人全部上山下乡,1973
年,组织上决定推荐他上大学。

  看到这些话时,高中毕业的高瑞泉已被分配到淮北一个偏僻的穷山村插队,在那里他奉献了自己十个年头的青春。物质生活的贫乏和无书可读的精神困乏,让可以大把挥霍的青春与对现实的疑问相遇,高瑞泉的注意力渐渐被引向了哲学。尤其
1971 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读马列主义原著,并且开了 6
本马列的书单,再加上后来的评法批儒,相关的哲学书就开始重新面世。他清晰地记得,当时买到一些很可宝贵的书,尤其是严复的《天演论》。
科学出版社用大号仿宋体排的。
相比同时印行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要堂皇大气多了。尽管如今坐拥书斋,但言语之间,高瑞泉依然透出呵护的情意。

  那一年,他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当时称作上海师范大学,由 文革
前的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合并而成)的政教系学习。那年招生需要考试,作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华东师大一附中给他奠定了知识基础,尽管没有一天的复习时间,那些以初中知识为主的题目对他来说并无太大难度。因此尽管那年出了著名的
张铁生交白卷事件
,但他无论是考试成绩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表现都是无可挑剔的,于是满怀喜悦地回到上海上大学。对于这次上大学的机会,他十分珍惜,至今还收藏着当年的准考证。

威尼斯游戏网址,  那时,高瑞泉与几十里外的同学通信,讨论诸如 苏联是否社会帝国主义
?最后得出了与报纸上相反的观点。这种 隐蔽的共识
,让两人倍感精神上独立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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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获北大哲学教学大纲

  不过,在三年大学期间在课堂上几乎没有学到什么知识。

  一次,不知从什么地方获得文革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课程设置,他如获至宝,决定自己教育自己。正是在那几年中,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马克思吸引他的,不光是坚实的原则和玄妙的思辩,更是一种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而这与文革中的社会风尚如此对冲。从马克思上溯黑格尔、费尔巴哈。《小逻辑》是同学从其亲戚、南大哲学系胡福民老师(后来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处借阅的;读的第一本黑格尔著作却是《历史哲学》,从此历史哲学成为他的持续的兴趣点。以后读到《战争与和平》,长篇大论的有关历史哲学的论述,很多人不感兴趣,却是他的最爱。在无锡那样的小地方,能读到美国人威廉
· 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让他兴奋不已。 这本书让我知道什么是法西斯
,高瑞泉后来说,工业化的统制经济加思想专制就是法西斯。一个民族要灭亡,先叫它疯狂。可见一个民族保持理性的精神是何等的重要。这些顿悟和反思陪伴着他的青春。

  不过,这样的环境反倒培养了陈卫平自学的能力,他通过自己阅读获得了日后学术生涯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一是对于马列原著的了解和把握,当时盛行读马列著作,1972
年版的马列选集他从头至尾读过很多遍,很多名言名句是烂熟于胸;二是阅读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原著和相关的文史古籍,他至今还使用着当时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编著的《论语批注》。他熟悉了查阅古代文献资料的方法,培养了阅读古文的初步能力。这为他以后报考中国哲学的研究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7年,高瑞泉终于回到城里,在无锡师范学校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尽管同事们尊重他好学,领导们让其讲台上发挥才能,但是他终于发现在专业化的时代,信马由缰的自学生涯有其先天的不足。1980
年,
冯契有关庄子的文章,有关认识论的分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没有学院气,但是特别有洞见、讲分析。
比较中见高低,家有妻女的高瑞泉决心要走出家乡,走出自己的小天地。

留校工作:从党委秘书到“文革”后首届研究生

  1981 年冬天,他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冯契的研究生。那年他 33 岁。

  1976年7月,陈卫平大学毕业,留在了华东师范大学,在校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没有多久,
四人帮
粉碎了。恰逢此时,国家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陈卫平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在当时的他看来,中国社科院是最高的学术机构。然而,华东师大的校领导因其工作暂时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不同意他报考,眼看报名日期就要过了,情急之下,他和党委领导
据理力争
,最终允许他报考本校的研究生,前提是不能请假备考,以免影响工作。那一年华师大政教系只有冯契先生招收哲学研究生,其专业方向是中国近代哲学。陈卫平无可选择。

冯契:领我走进学术之门

  当时有规定,报考研究生最好要有已经发表的论文。尽管当时的工作十分繁忙,几乎每天都要写简报,但他还是在工作之余,一边进行紧张地备考,一边查找资料赶写论文。皇天不负苦人心,在
1978年6月6日《光明日报》的哲学版上,他发表了近3000字的论文,题目是《自然科学是推动哲学发展的革命力量——论严复的哲学思想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眼看考期临近,办公室的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偷偷地批准他请了三天假来梳理知识点,陈卫平心里有些忐忑,要知道,报考研究生的很多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们所受的教育一定比自己要扎实丰富得多。特别是英语,中学还有前两年的底子。幸亏有了在他看来
救命般 的规则——可带辞典。

  1982 年秋季被录取为冯契研究生时,高瑞泉是第二次报考成功。

  结果,初试,他在 60
多名考生中考了第一名;复试的成绩也很好。然而,能否录取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不过,有惊无险,最终成为了冯契文革后首次招收的六名弟子之一。

  他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当时冯契先生正在写他的中国哲学史两种和智慧说三篇。大致上每写一部书就开一门课。同在一起上课的大约也就十来个弟子,其中有攻读中国哲学史的杨国荣、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童世骏等。高瑞泉还保留对文学的爱好,在文学圈里也略有几位朋友。那时赵丽宏正在编《萌芽》,高瑞泉写的报告文学《漆色之门》还得了《萌芽》文学奖。
但是,冯先生给我们开的书单,容不得我们马虎,再说,我觉得文学只是有感而发,偶尔为之罢了。
但事实上,文学的才能丰富了高瑞泉的哲学的实践,某种程度也拉近了他与导师冯契的师生情谊。也许是因为冯先生年轻时也曾是文学青年,创作过小说、杂文、诗歌(而且是长诗)、电影剧本等,曾有美学的专著(手稿),而这些是高瑞泉毕业留校以后才知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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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1915-1995),哲学家、哲学史家。

▲ 1984 年,冯契在书房。

行动力超强的思想者:行走于两个哲学系之间

一人之力写中国哲学史

回忆往事,陈卫平常常戏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在华东师大哲学系主任的任上,一举改变了该系的
哲学的贫困 ;一件是 2002 年调至上海师大后,白手起家,在 10
年不到的时间里,建设起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1980
年代中后期,冯契先生专注于写《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当时高瑞泉正在读硕读博,面对记者,他评价说:
以一人之力,独自条贯系统地写完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整部中国哲学史,能有如此通古今之变的,就是两个冯先生。一个是冯契先生,一个冯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
写现代中国哲学,两人都要写毛泽东,在当时这是个绕不开却很费斟酌的事情。两位先生在一次会议期间甚至还专门有所切磋,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很不一样,这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明白呈现出来了。

1981
年,陈卫平硕士毕业,留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顺风顺水:1988
年晋升副教授、1992 年晋升教授、1995 年成为博士生导师。然而,当 1992
年市场经济大潮兴起时,哲学学科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哲学系没有创收的门路,与其它系科相比,哲学系教师们的福利少得可怜。1992
年,陈卫平当了哲学系的副主任,并很快又成为了系主任。他空麻袋背米
,居然也搞起了类似的 EMBA
班,靠着广泛的人脉,聘请经济学、管理学的学者来上课,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挖到了
第一桶金 ,哲学系初步进入小康
。同时,拿出创收的部分收人设立了冯契基金,用以发展学术,培养学生。当年的哲学系教师,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对陈卫平称赞有加。

三种“能力”集于一身**

  而陈卫平认为,其实其他人当系主任,也是可以做这些事的,
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他说自己之所以去 为
,是因为冯契先生说过:一个团体,总要有人出来做事,总要有人牺牲一点自己。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老师的话就是勉励自己在为大家做事的过程中培养德性,也就是儒家所讲的
在事上磨练
。正是在这样的磨练中,他赢得了哲学系教师们的信任,大家遇到了困难,无论是申请课题、晋升职称,还是小孩上学、分配住房,都会去找他帮忙,成了哲学系的
马天民 。

  在做研究生时,由于先生专心写书,我们一年只能由副导师带着见上冯先生
1-2 次。
而在高瑞泉的记忆里,如果不是相熟,冯先生在外人看来有些偏枯之人。
常常一本书有了初稿了,就开一门课。开始教室里总是坐满了人,慕名而来者多。但到第三天,教室里只有
10 来人了,先生讲课几乎不重复,完全以理取胜,而且平铺直叙。
一般的人去拜访冯先生,谈完公事后常自动退出。
我那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去那里就是听老师说话,而我们的其他导师,通常都会当场用笔记本记录下来
。有时候,冯先生参加一个活动可以完全做听众。
但其实,冯先生天分极高,不仅数学好,又很有文学才华。当初以‘榜眼’被清华大学录取,入学以后却积极参加一二
·
九学生运动,后来奔赴延安,上过鲁艺,复转来跟金岳霖先生读哲学研究生。你看他的毕业论文《智慧》,一定会他眩目的才华所吸引。
高瑞泉看来,培根说人的心灵有三种能力:想象力、记忆力、理性能力,而冯先生是那种很少能将三者将集于一身的人,而在所有的选择中,冯契最终将自己锁定为一个职业哲学家。

  其实,系主任就像民警,啥都要管。
采访中,陈卫平笑言。对于这段仅有的十个月任期的系主任历史,21
多年后的陈卫平带着自嘲而又自豪地说:
我大概是华东师大历史上任期最短的系主任,但也是人气最旺的系主任 。

  在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后,冯契先生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先生提出中国近代有一个唯意志论的哲学思潮。高瑞泉对此深有兴趣。以往把唯意志论说成是反动哲学,一笔抹煞,无疑是左的教条主义,因为在
唯意志论
后面深藏着人类的情感、意志、欲望等等要素,需要获得恰当的理解,它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人的心灵,不能用一个
非理性 就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刚刚结束的 文革
又展示了唯意志论变成意识形态的专断的趋势,理解不当容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高瑞泉选择了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题目为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使得高瑞泉开始理解冯先生的
心有郁结 。

  其实,现在看来,10 个月的系主任对陈卫平的能力不过是 小试牛刀
,他更大的能量施展和所 为 在 10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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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刚过半百的陈卫平调任至上海师范大学。当时该校的哲学学科仅有两个硕士点,和重点大学的哲学学科有很大差距。陈卫平一去就制定了十年之内建成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计划,并公开表态:如果做不到,就到操场上爬两圈。此语一出,四座皆惊。要知道,当时该校二级学科博士点也只有寥寥几个。不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 1988 年 9
月,从左到右依次为楼宇烈、胡曲园、朱贻庭、冯契、石峻、高瑞泉、陈旭麓、赵修义、曾乐山、丁祯彦。

  经过反复研究,他提出了一条合符上海师大实际的发展思路,即 三个一
:要有一些学术强项,重点发展中国哲学、宗教学、伦理学;要有一个服务地方的平台,以上海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参与公共事务,增强社会影响力;再次,要开辟一个师范教育的窗口,对全校本科进行提高文化素质的教育。按照这一思路,广纳贤才,加强对外合作,他力邀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院校的一些优秀学者,如李申、方广锠、顾卫民、陈泽环加盟。著名哲学界、宗教学界前辈任继愈为上海师大哲学系的成立,亲自题词
学与思 ,为该校哲学系主办的刊物题写刊名 哲学与宗教 ;2009
年,陈卫平又与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创办了上海师大国际儒学院,国际儒联会会长叶选平欣然题写院名,这不仅仅是为了拓展学术交流,更是看到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作用。

导师家串门的时光

  10年时间里,在陈卫平和他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师大哲学学科迅速崛起,宗教学和伦理学在上海地区处于领先地位;2003
年获得中国哲学博士点,2007 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跻身于上海市一流学科(B 类);在 2012
年的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上海师大哲学学科在全国地方师范院校中名列第一,在全国师范大学中名列第三(仅次于北京师大和华东师大),总排名位列
18,超过不少 985、211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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