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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语”、“国文”到“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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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把精深的学术问题与广博的历史视野相融合,以综合呈现国语运动、语文教学、现代文学三者互动共生、相互勾连的复杂景观,综合考察展现和回答中国现代语言如何艰难创制。

作者: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现代文学;语言;中国;国语;教学

章太炎尝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革命”百年来,“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经历了由当下而历史,逐渐经典化、知识化、学科化的历程,并带来关于其范围和内涵的多样理解。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把精深的学术问题与广博的历史视野相融合,以综合呈现国语运动、语文教学、现代文学三者互动共生、相互勾连的复杂景观,综合考察展现和回答中国现代语言如何艰难创制,也即是回答国语运动最初提出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

与近代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趋向相比,汉民族乃至整个东亚汉字圈的语文传统更注重书写,在书写文字统一性(“书同文”)的同时保持口语多元。时至晚清,这一格局在“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等外来观念影响下遭遇挑战。“文学革命”也伴随着“书写语言”的变革,这一进程绵延至今。所谓“书写”,包括了文学语言、文法、文类、文体、语体、音韵、词汇、文字、段落、标点等诸多方面。本刊择选2017年9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现代文学与书写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部分论文,及相关文章,试图在此返回“书写”,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呈现“文学革命”的内在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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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国语”、“国文”,实际来源于“和制汉语”。历史上“国语”一词,一般是北方游牧狩猎民族,进入中原并取得统治权后,指称本民族语言的专称。早到北魏,晚至金、元,都将被汉人视为“夷语”、“胡语”的本族语,称为“国语”。而制作文字,如元朝,则称“国书”。有清一代,满语、满文亦称为“国语”、“国书”。相对的,汉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则称“汉语”、“汉文”。这些词汇的分别是统治权合法性的一种宣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在回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问题上的断裂。近年来,中国当代学人进一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上。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体制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难以为继,主要以日本学制为蓝本,西方教育制度被介绍到中国,“和制汉语”的课程名称,像“国语”、“国文学”、“国文”等等,在翻译文本里开始出现。不过在最初,汉语语境中的禁忌,还是得到严格的遵守。比如梁启超介绍日本师范课程时,特地在“国语”之下,注明“谓倭文倭语”[《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时务报》第十五册]。而到庚子事变以后,各官方文件,涉及“国文”、“国语”,都被改写为“词章”、“官话”、“中国文学”、“中国文辞”等等。

语言问题开拓现代文学研究新方法

到宣统年间,在立宪运动中新成立的资政院里,涉及汉语拼音化问题的各种文件,不断出现“国语”一词,指的则是汉语而非满语。晚清拼音化运动延续到民国二年(1913),则由“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国音字母,“国音”的出现,使得“国语”首先在语音层面上获得了统一。

关于中国现代语言问题,这些年来,国内外学人贡献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有的研究者借助语言本质“道器论”的理论眼光,着重考察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有的研究者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语言观念和文体试验,把精深的理论概括与细腻的文本分析相结合;有的研究者借助巴赫金的语言理论考察汉语形象与汉语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更新了现代文学的阐释框架;有的研究者则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入手,剖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这些不同的学术成果呈现了研究者对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多元思考。

威尼斯游戏网址,而当时的“国文”,则与“国语”并无关联。民国初年教育部虽然强调首先教授“近世文”,但基本还是延续晚清以来,桐城派“古文”的旨趣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外加一些诗赋。即便“近世文”,大体也是当时的“报章文字”,以今天的眼光看仍属浅近文言(陈尔杰:《“古文”怎样成为“国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古典白话虽有上千年的历史,也并未纳入教授范畴。

如果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算起,回首遥望百年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语言的变化,白话替代文言成为文学书写的正宗。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进程也是中国语言的现代建构过程。语言的变化从来都是渐进的过程,文言退潮与白话崛起绝非一蹴而就,双方经过了一系列的论争与较量。即便是白话自身也经过了一场又一场历史的淘洗,从“五四”的文言白话论战到30年代初的大众语论争,再到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每一次论争都牵涉语言问题。如白话语言和口语的关系如何?白话与方言的关系怎样?中国现代语言如何建立?它如何处理与古代文言、地方方言土语与域外语汇及语法的关系?除此之外,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也是一场全民族口语一致的普通话统一运动,即如何造就口语的标准?语音标准如何确立?词汇及语法如何规范?截至目前,人们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比较薄弱。

1916至1917年,“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几乎同时展开。“国语运动”的中心在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意在推动“国语”全面进入中小学教育。“文学革命”则以北京大学的《新青年》为阵营,首先着眼于文学写作中以白话替代文言。这两个运动一开始并无交集,随后通过蔡元培取得联系。以胡适、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很快创作出一批前所未有的白话作品。并以“人的文学”为价值核心,开始建立“新文学”的传统。而黎锦熙等所推动的“国语运动”,也在几年后获得成功,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4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改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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