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毕生主张节俭 要求用便饭招待取缔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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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卢作孚生于1893年4月14日,小时候很喜欢读书,但五岁时曾患病,结果服药过度而导致声带致哑,持续了两年左右。他的母亲为此而焦急万分,竭尽心力、财力为他治病。他的大哥正上私塾,下学了教祖父识字、写字,还千方百计逗他欢喜,让祖父基本上掌握了同龄儿童所能学到的东西。祖父也常常跑去私塾,趴在窗户上听小伙伴们读书。
  
  有一天傍晚,已是七岁的祖父拿着一篮子钱纸、祓纸,到家院附近老堤上去烧。受到烧纸烟熏,他呛咳起来。这一呛竟给他带来好运,他一下子叫出声来。他试了再试,旁边的人也听见了,才相信是真的。从此生活正常了,不久随大哥去北门外李家私塾开始了正规学习生涯,一年后,祖父考入合川县城里的瑞山小学。除国文、数学外,祖父对自然史地等课程都同样喜欢。求知欲驱使他迷恋阅读。每天凌晨即起,到合川县城北门等待天亮开门时,祖父总是借着煤气路灯的微弱灯光看书。当时合川县有一位著名知识分子名叫张森楷,偶尔到瑞山小学高级班讲课。他发现祖父学习勤奋,便自愿额外为他做课外辅导。祖父的古文造诣,全是张先生打下的基础。
  
  后来祖父向子女们谈到这段经历时,告诉他们说,数学要多做题,语文要多背。他认为多背书也有助于理解,一味反对背诵是不对的。关于数学,他还常说,做事也要像做数学题,困难的事就是数学的“难题”。“正像做数学难题那样去解决困难,办法很多,主要是理出头绪,排列组合,抓住要点,各个击破。”1917年,时年24岁的祖父回合川执教县中国文时,张先生对弟子甚为满意,还邀请他参加编写县志,并曾提出要祖父替自己“写墓志铭”。
    
  两次报考清华大学1912年初夏时节,时年19岁的祖父在辞去川东夔关监督的任命后不久,受几位留学生朋友的鼓励,在成都报考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当时清华招生分为两个等级,甲等入学后只需再学半年强化英语即可去美国留学,乙等则需先在北京学完大学四年本科课程才能去美国。
  
  因经济条件关系,祖父只能报考甲等。但等到发榜,中文、数学、中外史地虽然均获高分,英语却没及格,结果名落孙山。究其原因,祖父学习英语的目的原来为了学习高等数学和微积分,因为这些教科书当时只有英文课本,且在留学生朋友指导下自学的,因此没有达到文科的要求。
  
  虽然如此,祖父仍继续积极坚持自学,积极准备。不久他得知清华将在北京再举行一次招生考试的消息后,立即有了去北京参加考试的想法。根据留学生朋友的意见,这次他决定改考乙等,即念大学本科,在一年级时争取最好成绩以便获得二至四年级的奖学金。祖父做好打算后,迅速赶到重庆,打听渝汉间大致的船期,然后赶回家向父母禀报并筹措去京费用。按照祖父的估算,连路费、大学一年级学费及食宿费加在一起,大约300元左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祖父得到母亲和长兄的支持——母亲拿出积蓄150元,但仍然不足。祖父又赶往亲戚家“贷款”,终于凑到了剩下的150元。
  
  凑足旅费的祖父连夜赶往重庆盐码头,上岸后火速赶到朝天门,但遗憾的是,到达目的地后得知:“蜀通”轮已于当天早上离渝东下。
  
  那时由重庆去北京都是先乘船到汉口,再换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可是下游船航班不多,通常都要等几天甚至十几天才有一班。这艘“蜀通”轮已开出,祖父就无法在清华大学第二次招生前赶到北京了,从此他便失去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两度失望对祖父打击不小,他在重庆游荡了好几天,最后做出了再去成都,同几位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朋友一起探讨下一步的计划。
  
  但这次经历对于祖父的启发也十分大,后来祖父总结了以下几条:第一,凡事要“决立即行”,在保证信用和有利造福乡里的信心下,不应迟疑和顾虑太多;第二,求学不能搞突飞猛进型的“一步到位”;第三,交通不便是人民生活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大障碍。对于第二条,他在以后经常用作教育子女,第三条则成为他后来发展航运事业的契机。
  
  对于教育的几点理解
  
  祖父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对于教育问题,也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祖父经常以自己的好经验教育孩子们,例如数学要多做习题;语文(中、英文)要多朗读、多背诵;课前要预习,课堂上做笔记或划红线、加眉批,课后即时复习等。读好的历史小说有助于学好历史和古典、现代文学。
  
  祖父毕生主张节俭,自己更是严格执行。四川省政当局整顿机关作风期间,祖父提出“取缔宴会”,“以便饭招待客人”,同时招待要“取缔饮酒、吸烟”。林森、刘湘来视察,祖父也是按规定用一碗南瓜焖饭、一碟咸豇豆炒碎肉末加一碗豆花招待。虽然主张节约,但祖父认为只要为了学习和健康,用钱就不应该省。他对自己子女的学校教育,一直主张应上“比较重视全面发展的好学校”。他将长子和二子送入中央大学,把长女、次女送入金陵大学,把三子送入重庆大学深造。但祖父也重视专长的发展,用他的话说,搞企业管理必须先掌握技术,上大学选专业应该选技术专业。比如祖父看到长子喜欢航运事业,就建议他选学机械并偏重内燃机,又送他到美国、加拿大实习,并让他在香港参加船队营运工作三年,以便积累实际经验。看到长女喜爱园艺,在金陵大学毕业后,祖父就送她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研究园艺,直到获取农学硕士学位。
  
  在学习方面,对于家人和公司员工,祖父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大概因为吃过“亏”,为了掌握国外的最新信息和科技知识,他特别注重学习英语。他经常请旅居重庆的外国朋友教他英语。抗战开始后,虽然工作更忙,祖父依然坚持学习英语。通过一段时间的循序渐进,祖父基本掌握了听和读的能力,美国的《生活》杂志、《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国和苏联大使馆的新闻简报英文版等,凡是当时能够到手的英文报刊他都看。在读英文时,祖父不是逢新词就查字典,而是先上下文结合判解,实在不行才查字典。因为他认为这样印象深刻,单词容易记牢,而且可以加快阅读速度。到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他的词汇量已经十分可观,可以听罗斯福演讲的留声片、阅读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了。
  
  祖父希望其子女多接触社会。祖父经常讲从社会上听来的趣闻小品、从友人处听到的轶事给孩子们听,讲完又同子女一起大笑。同时他也注意培养子女对社会的观察力,常让子女将从学校或老师处听来的消息讲给他。祖父认为,旅行能给人带来“收获”,还能培养孩子们的见识和胆识以及应变的能力,因此他鼓励子女利用寒暑假期出外旅行。比如一次上海中学放寒假,祖父鼓励长子卢国维(我的父亲)旅行,还提供了南北两条线路让长子自己选。当时北平局势紧张,卢国维选择了南线,即从上海经杭州、南昌、九江、南京回上海。在途经南京时,卢国维见到了祖父的老友、《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先生,陈铭德先生听说卢国维在一个人旅行,非常高兴,当即向卢国维约写一篇旅游见闻稿。卢国维投稿一周后,陈铭德先生将刊载卢国维游记的报纸寄给了他,并在信上夸他写得好,还说盼望以后继续投稿.
  

卢作孚出身贫寒,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继承,也没有任何特权可以凭依,却以59岁的一生,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取得了不朽业绩。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他一生都勤奋学习,勇于实践,从而在很年轻的时候便选定了奋斗目标和道路,并且从不放弃,从不偏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卢作孚有兄弟妹六个,他排行第二,自幼得长兄卢志林影响和辅导。七岁时他与长兄一起进入合川县北门外李家私塾读书,进步迅速。兄弟两人都描摩颜真卿、柳公权书法,后来偏重柳体。八岁时与长兄进入合川县瑞山书院学习,对学习环境百般珍惜,对各门功课均感兴趣。小学毕业时,除成绩全优外,还自学完初中的代数、平面几何以及相当于高中水平的国文读物。除国文、数学外,卢作孚对自然史地等课程都同样喜欢。求知欲驱使他迷恋阅读,手不释卷。每天鸡鸣即起,到城门口等待天亮开门上学时,借着煤气路灯的微弱灯光也看书。他不仅书读得活,也用得好,从不生搬硬套。他最喜欢数学,常说做事也要像做数学题,困难的事就是数学的“难题”。要像做数学难题那样去解决困难,主要是理出头绪,排列组合,抓住要点,各个击破。抗战中,卢作孚在指挥宜昌大撤退以及担任首位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解决前线后方粮荒时,都显示了数学方面的才华。

卢作孚爱国思想的启蒙,也是在瑞山小学时期培育出来的。小学浅显历史课的近代篇章给了他难忘的印象。世纪交替前后合川县有位知名人士、晚清举人张石亲,当时兼任合川县立中学国文“客座”教师,偶尔也到瑞山小学高级班讲课。他发现卢作孚秉性聪慧,学习勤奋,便额外为他作特别辅导。后来卢作孚古文造诣之高,对韩愈、柳宗元文章研习之深,多系受到张石亲的影响。张先生还邀请他参加编写县志,并曾要卢作孚给他写墓志铭。卢作孚没有辜负张石亲先生的嘱托,先生晚年在北平逝世后,卢作孚亲自安排将其灵柩运回合川隆重安葬。

卢作孚小学毕业时,张石亲先生与合川县立中学校长及瑞山小学校长,都鼓励他升县中继续学习,卢作孚婉谢了他们的好意。他自行决定不升学的原因,一是考虑家庭经济拮据,那时长兄为了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也随父亲挑卖麻布。他不愿给父兄再增加负担。另一个原因则是初级中学的课程实在不能满足他旺盛的求知欲。

卢作孚15岁时独自一人步行去成都,寄宿在合川会馆。先在成都特有的庭院式补习学校学了两个月,后感觉补习进度太慢,决定改为自学。在此期间他充分运用了小学时代积累的学习方法,从旧书店买了一些教科书,又通过会馆的介绍去图书馆借到一些参考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还自己办补习班教学生,也能教学相长。卢作孚想自学高中乃至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但当时尚无高等数学的中译本发售,他需要学习英文。短时间参加英文补习班学得基本知识后,他仍采用自学方式,直至达到顺利学好数学的目的。

在教书兼自学的三数年间,他也积极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由于间或写稿投稿,报章多加刊载,引起报社主编和同盟会主要成员的注意。他们按撰稿人地址找到了卢作孚,从而建立了联系。不久卢作孚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很快成为四川分会和保路同志会的骨干分子。那是1910年至1911年间的事,卢作孚才十七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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