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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和《四库全书》有什么价值?编纂代价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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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不了解《明史》和《四库全书》有什么价值?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自幼饱读儒家典籍的乾隆皇帝深知中华传统思想价值之所在,随着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良好的物质条件和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温饱足而思淫欲,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除采取武力和法制直接镇压外,还逐步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利用传统的儒家学说,笼络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刽子手”和“牧师”的两种职能。盛世帝王乾隆以发展文化、繁荣学术的名义,制造文化繁荣,制造文案冤狱,再为他的虚伪另类添上浓重的一笔。

文字狱,指的是从学者作品中摘抄只言片语,然后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的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组织学者编写史学、修纂典籍。他在位期间开办的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是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意指以经、史、子、集四类总括天下典籍。《四库全书》的纂修始自大臣提议的对前明永乐朝编辑的《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在位时集天下文献分类编辑的卷帜浩繁的类书,到清代多有亡佚。在大臣的提议下,乾隆下令开馆访求天下之书以辑《永乐大典》之佚,从而促进了《四库全书》的纂修,以及文字狱的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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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再次下诏访求天下图书,凡各地方、各机构、各色人等,务求将所藏书籍解交到官府,官方搜访,民间献书,不拘一格,统一送到北京的四库馆。为了表彰献书有功的藏书家或尽心访书的督抚学政,乾隆帝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奖励办法。短短几年间,征集图书达13500余种。

文字狱是王朝统治者进行文化专制、思想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在历朝历代都有所表现,比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宋朝的苏轼乌台诗案、明朝的文字狱等等。但清朝文字狱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牵连之广、用刑之酷举世罕见,规模更是空前绝后,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思想专制最黑暗最血腥最丑陋的一幕:清朝268年时间内就有200多起文字狱,其数量比历朝历代所有的文字狱的总数还要多,特别是乾隆时期,60年间至少有130多起文字狱,而且只要牵扯到文字狱的学者们和其亲朋好友,下场都极其惨烈。文字狱主犯绝大多数都是凌迟、车裂、斩立决等重刑来惩罚,就连已故的人都被开棺戮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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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无疑是清朝统治者为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在以汉人为主的学者知识分子阶层中开展的大规模清洗运动,清朝不仅想让学者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进行屈服,而且对学者知识分子实施精神侮辱,比如吕留良曾静案,雍正就与曾静就“夷夏之防”这种涉及清朝民族旗汉之分的问题展开争辩,名为辩论自由,实则要求曾静自证其罪行,雍正还对其逐字逐句的驳斥。

单从这次访书活动看,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官府将散于民间的珍贵典籍统一收藏、管理、整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存和弘扬文化典籍;另一方面,不少民间藏书家将世传家藏图书交上,这些书绝大部分没有被返还,民间私人藏书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些珍贵的典籍由于可能涉及清朝统治者的统治而被禁毁,从此永绝于人间,对中华传统的文化典籍事业的发展带来致命的影响。随着征求图书事业的深入进行和《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进行,这场由访求遗书而带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浩劫——禁书、毁书、文字狱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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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禁书和文字狱活动显然是乾隆皇帝一手操纵的。随着各省访求图书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一些书中“违碍悖逆”的文字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关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正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缴所谓的违碍书籍。随着禁书活动的大规模展开,乾隆皇帝察察为明,复加苛求,各级地方官为迎合上意,吹毛求疵,小题大做。

但是到了乾隆皇帝那里,文字狱就越来越疯狂。乾隆皇帝对任何一个人的文字,都觉得可疑。
而且文字狱的处理都是异常残忍与血腥。绝大多数流放边远,充军为奴,主犯基本都逃不过斩头凌迟。就算是死人,也不会被放过。而且株连特别广,只要一个人沾上一点关系,所有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日不识丁,也一概连坐。

由乾隆直接主持的禁书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历时19年,据黄爱平统计,仅官方编译的查禁而销毁图书就有3100种,15余万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民间因害怕连累而私下销毁的不计其数。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文化浩劫中,禁毁的图书与刊刻保留下来的书大致相当。被确定为禁毁之书包括乾隆以前历代典籍精华之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杂剧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之书,“御批”书籍等,尤其可笑的是,就连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戏剧艺术形式,如昆腔、石牌腔、秦腔、楚腔等,也都在查禁之列。各省采进而来的所谓禁书,送交军机处,经翰林院详细审查后,最后报呈乾隆皇帝处裁定,送到武英殿付之一炬。名义上的编修史书活动实际上演化成为一场“寓禁于征”的政治阴谋,名义上的修纂实际上演变为一场“焚书”活动,演变成为一场肆意篡改历史文献典籍的文化浩劫。

文字狱的本质就是大规模制造冤狱,汉字多音、多意、含义众多,寓意复杂,白纸黑字的想怎么解释都行,皇帝本就多疑,莫须有之罪最为恐怖。

威尼斯官网网址,更可怕的是,伴随着查抄禁书活动的展开,乾隆朝的文字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突出地反映了清代、尤其是乾隆时代文化政策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摧残文化的一面。据《清代文字狱档》收录的文字狱档案统计,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的48年间,重大的文字狱案有53起。这一时期,统治者动辄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各色人等之间告讦之风大盛,许多极为普通的事件,竟至酿成文字狱,株连惨重,触目惊心,使许多无辜的下层民众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

屠刀一刀刀的砍下去,造成的局面就是整个国家风声鹤唳,黑暗腐朽。在社会上,只有阿谀奉承的马屁精能生存下去。

所谓的康乾盛世开创的一代文化成就的最高峰,竟然是建立在“焚书”和“文字狱”的基本之上,高傲自大的乾隆竟然会如此的色厉内荏。

“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穿凿比附,诛意攻心;探头探脑,告密成风;疑神疑鬼,保官为上;过犹不及,文网日密;宁严勿弛,诛连日众”这段关于清朝文字狱的描写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血腥残暴和人性中的冷漠阴暗。

从长远看,乾隆发动的这场征书、查书、禁书和毁书活动,其最大的危害还不在于禁毁了3000余部书,也不在于4000余种图书因不符合封建道德标准和清朝的统治而判为“存目类”,而是在于文化浩劫对知识界、思想界和社会各界沉重的打击和致命的摧残。事实证明,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外矛盾日趋复杂,统治者再也没有心思和时间去揣摸文字方面的细枝末叶时,才发现,中华帝国所落后的不仅仅是在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更加落后的则是在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这种落后,在乾隆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这给中国整个社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也为晚清时期中国学者知识分子与百姓的愚昧无知奠定了基础,其流毒甚至残留至今。

骨子里担心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统治存在思想或行动上的威胁,而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舍我其谁、高高在上、与民同乐的姿态,这才是另类皇帝乾隆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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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字狱的主要几条措施包括:

一、大规模杀害学者、史学家

清朝十分重视文件资料收集工作,将资料史料的汇编与公布一起作为思想钳制、文化统治的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专门设有资料档案管理机构以及专门从事档案文献资料删减编撰歪曲的机构,而且除了清朝的文件资料档案人员之外,当时民间很多学者都有私自从事文件资料汇编和研究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而进行收集,所以他们很少受到官方约束,大多数都有着正确的史学观,敢说敢写,把写出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史书作为自己的职业素养和人生信仰,所以其中难免会出现触犯清朝统治者忌讳的言辞,而满清统治者远不是唐宋时期宽宏仁和的皇帝,这些清朝统治者的暴虐远超想象,对待学者的手段极其残暴血腥。

满清统治者对文字狱当事人都是十分残暴与残忍,对于死者开棺戮尸,生者凌迟灭族,就算轻微者都是斩立决,亲朋好友族人都广受牵连,就算是无辜无错的人只要粘上边都是直接流放烟瘴蛮荒之地,惨不忍睹。

而被处罚的案犯中主要以学者、史学家和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为主。
比如康熙三年的庄廷龙《明史》案,只因为书中奉明朝为正朔,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怒,决定大兴文字狱,庄廷龙虽然早已经死了,仍然被挖棺刀碎尸,庄家15岁以上都尽数处斩,凡参与《明史》整理、润色、作序的学者及其全家老小和亲朋好友全部获罪入狱;参与《明史》有关的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的人员,甚至很多购书者、藏书者统统受到牵连,入狱者多达千人,同时凌迟、斩立决、处绞了7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江浙地区的学者,其中被凌迟处死的就有潘桂章和吴炎两位年轻的史学家,根据有关记载推算此次文字狱最终直接被杀的人至少有1000人,至于间接被杀、沦为阶下囚、死在狱中、死在边远蛮荒之地的人数不胜数。

自此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的文化氛围中,大批学者知识分子闻“文字狱”胆寒,经过明史一案以后,私撰明史的学者、史学家都十分的小心翼翼,甚至很多学者改行变成注释佛经道藏、儒家经典的经学家,到了乾隆时期,学者不仅不敢记述当朝历史,就连汉唐时期的历史都不敢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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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胆寒的明史案文字狱

自此,中国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可以说是进入最黑暗的时代。

章太炎在《哀清史》中说道:“士人不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

二、禁封销毁大量文件史料

清朝文字狱与前朝不同在于将文字狱与禁封销毁文件史料结合起来,大部分文字狱都是因为写了清朝统治者忌讳的文章或者收藏清朝统治者忌讳的禁书引起的,而引起的后果就是大量相关史籍资料被查禁销毁。

还是以康熙年间的《明史》案为例,当时的史学家所编写和记载的内容触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忌讳而被勒令全部焚毁。除此之外,雍正年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以及吕留良曾静案中,《西征随笔》和吕留良的着作全部被销毁。

乾隆年间被禁封销毁的书籍的文字狱更是开启“疯狂”模式,各种文字狱案件更是多如牛毛。就连钱谦益这种降臣贰臣的作品都全部被销毁,就连诗集都被禁封,乾隆皇帝更是把文字狱推向顶峰,以编纂《四库全书》的由头来进行大规模的禁毁书籍与文字狱。

乾隆下诏:“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力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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