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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八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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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我们接续了学术传统”——访中山大学教授黄修己

   小院紫藤弟子痛惜丧良师

稿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2016-03-30第59期 | 作者:武勇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6-04-08 | 阅读次数:

  
王先生是1954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到北大的,一到北大就开设了汉语史课程,从上古讲到中古,再讲到近古,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这是从未有人开过的新课。第二年我读三年级,正赶上听他讲第二遍。整整一学年,每周4学时,唐作藩先生任辅导教师。上课的地点在一教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王先生总是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拿出讲稿,用带有一点粤语腔调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地开讲。讲完一段,便说以上是第几段,这是为了学生好记笔记。下课铃响正好下课,从不拖延。


  
“文革”后期安排吴先生给工农兵学员讲一次课,课中说到写小说切忌笼统,他举例说:“比如写我吴组缃吧,说吴组缃是知识分子当然是对的,但不具体。要说吴组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还不够。要说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才确切。”这几句话吴先生是当真说的,不过语带幽默,颇耐人寻味。他有时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幽默,大概是1980年,我和他一起参加北京市作协代表大会(我不是作家,不知道为何请我出席),闭幕式由吴先生主持,各项议程进行完毕之后,吴先生忽然说:“现在报告一个诸位都不愿意听的消息”,大家都愣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现在散会!”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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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黄叶伊人应喜逢知己

在学生的描述中,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学术的“求真”。黄修己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家。他一直感恩于北大的学术传统,他说,“没有这一套治学作风、方法的培育,就没有我。”那么黄修己先生继承了什么样的学术传统?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他。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中大等中文系、语言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您谈谈当时作为学生的感受。
黄修己:在我看来,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中文系有两个“学派”,一派是老北大的一批学人,不妨称之为“北大派”,如杨晦、游国恩、魏建功等;另一派学人则是“清华派”,如吴组缃、王瑶等。这两部分学者在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上各异其趣。北大派的强调考据,即注重史料的占有、挖掘与搜集。而清华一派则更重视阐释。这在教学中也反映出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以具体事例谈谈两种学术风格的不同之处。
黄修己:当时游国恩先生负责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的先秦部分,他是屈原研究专家。游先生上课的材料是他自己编的“作品选”,包含作品、注释和古代学者研究诗经的主要资料。那些资料使我们知道前人是如何评价诗经的。再比如讲到《离骚》,他认为“离骚”就是“牢骚”之意。然后用音韵学的知识做细致的考证。这都是教我们要注意多占有资料,学会证明。关于清华派的学术风格,我曾讲过吴组缃先生分析鲁迅小说《离婚》中的“爱姑的脚”,从对鲁迅小说中一个细节的阐释,说明主人公生长的历史背景,爱姑的“钩刀型的脚”是一种“半天足”,体现出她生于清末,长于民国。这样描写既形象又非常简练。这样的解释对我们理解鲁迅小说的艺术特征,很有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北大”、“清华”两种学术风格不同,学生对其接受的情况是怎样的?
黄修己:两种学术风格对我们学生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我有一个同学说,我们这批人是跟着游国恩先生的“作品选”成长起来的,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学生不太喜欢考据,年轻人喜欢当作家,不愿学注释、校勘、音韵等。清华的阐释风格比较受学生的欢迎。比如吴组缃先生的古代、现代小说课,有口皆碑。吴先生是作家,懂得创作的奥秘,人们不在意的地方经他一番阐释,突然间别有天地。有的学生说,游国恩先生只懂考据,不懂艺术。这话传到了吴组缃先生那里,吴先生说:说游先生不懂艺术,那还有谁懂?同学们听了很震惊,再不敢发牢骚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学术经历来看,您受哪方面的学术传统影响更深?
黄修己:我所受的影响可以说兼而有之。两种学术风格的交织,使我们既重视考据、证明,也很重视阐释、见解。老师把过硬的史料叫做“干货”,使我们注重资料的占有和积累。不少同学一直在做“卡片”,对现代文学有兴趣的就收集作家的笔名和作品,以及社会、学界的评论等材料。我这一代教现代文学的都从读杂志起步,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读起,一期一期地往下读,边读边做笔记。我写赵树理评传,能找到的晋察冀、晋冀鲁豫的报纸都看。我还到山西去过好几趟,寻找有关赵树理的活材料。所以有人认为我这部评传中有关的背景资料很多,而且阐释也有了根据。讲到《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形象,就是山里的女子愿意嫁到山下,宁愿少要彩礼,造成山区男多女少,才有那么多围坐在三仙姑家门口吃饭的光棍汉,出现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所以《小二黑结婚》看似一个喜剧,实际上是个悲剧。这样来阐释作品,显然是受了吴组缃先生的启发。靠着北大传统的荫庇,靠着老一辈学者的薪传,我们继承了北大的学术传统,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您和一些老师的交往?
黄修己:也没有什么故事,就是一些日常的往来,见了面就喜欢“侃大山”,有时候在系里碰到,站着也可以聊很久。找老师主要还是请教专业内容。从做学生直到当了老师,倒是一定要去老先生家拜年。我毕业留校之后找吴组缃先生比较多,主要是为了请教对现代小说的评价,例如对茅盾作品的看法。有时也被“敲打”。1980年代初,有一次吴先生感叹没有好电影可看。我说《小花》还不错吧。吴先生来了个当头棒喝:“你呀,你这叫什么文艺批评!”然后解释说,影片中妹妹找到了当兵的哥哥,兄妹都很高兴,手拉手在田野上奔跑:“中国农村农民家庭里的兄妹关系是这样的吗?”然后说柳青《创业史》里写梁生宝和他妹妹的关系,那才写得好,像个中国的农民家庭。
黄修己,男,1935年8月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名誉理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黄修己致力于赵树理研究,连续出版了《赵树理评传》《赵树理研究》《不平坦的路》三部专著。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是中断近30年后出现的第一部个人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此后,黄修己先后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等学科史研究成果。有学者评价他“奉行‘论从史出’的治学理路和方法,注重实证,求实创新,深刻的理论分析与独到的审美感悟结合,深邃的史家眼光和丰沛的人文情怀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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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我兼过几年教研室秘书,那时老师们家里没有电话,遇到教研室开会我便骑着自行车挨家通知。每位老师都要留我进门聊一会儿,我从闲聊中得到的熏陶不亚于听课。吴先生家是常去的,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去,他开门后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稀客,稀客”,临走时他常说的是“骑车了吗?”这就是他独特的让人感到很亲切的欢迎语和送别语。有一次我在他家忽然流起鼻血来,师母沈菽园取出安徽的古墨研磨几下,用棉花蘸了塞进我的鼻孔,很快就止血了。师母本来在卫生部工作,退休后在北大镜春园宿舍居民委员会帮忙,没想到“文革”时被人揪出来批斗,还往她头上扣一个字纸篓,这样的奇耻大辱不知她是怎样忍受过来的。此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吴先生最受欢迎的课程有两门,一门是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另一门是红楼梦研究。我读本科时只听过后一门,他的讲稿写在单页的练习簿纸上,密密麻麻的,就连提醒学生的琐事也写在上面。他以小说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分析得入木三分,尤其是对贾家(官)和薛家(商)相互勾结,以及薛宝钗在官商勾结中的处境和她的性格、心思,具有独到的见解。关于贾宝玉的典型性,以及林黛玉的困境和内心的委屈,吴先生也有深入的剖析。他的课成为北大中文系的典范。

   挽吴组缃先生

  
那时候现代文学教研室还没有独立出来,更没有当代文学教研室,统称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教研室在文史楼二楼西头的一间大屋子里,周围靠墙满是书柜,摆了整套的《四部丛刊》,中间是一张会议桌,长方形的。开会时教授、讲师和资格较老的助教坐在桌旁,1957年我刚刚留校任助教时,属于资历最浅的,就坐在靠门边资料员的位子上(常常是晚上开会政治学习,资料员不参加)。如果开教研室会议,主任游国恩先生便坐在会议桌顶头主席的位子上,如果开工会小组会议,小组长萧雷南先生便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会议桌边那些长辈和学长如褚斌杰、裴家麟(裴斐)、傅璇琮、沈玉成等谈笑风生,跟老师们互相递烟敬茶,恍如神仙。吴先生和王瑶先生都叼着烟斗,吴先生常常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搓好的纸捻,不断地捅他的烟斗,以清理烟油,一面不断轻轻地咳两声清清嗓子。那位资料员年纪不小了,是京戏票友,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压着自己的几张剧照,是扮武生的。我一边听人发言,一边欣赏那资料员的剧照。会上说话最多的是吴组缃先生和王瑶先生,只要他们两位到会就不怕冷场了。他们的交往多,消息也多,而且吴先生擅长比喻和形容,王先生擅长抓住要点加以渲染,听他们发言不但觉得趣味盎然,而且增长许多社会知识。在这里稍作一点补充,上文提到的四位学长,1957年都错划为“右派”,调离了北大。否则北大文学史教研室该是多么兴旺。在教研室讨论“右派”处分时,游国恩先生感叹地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这本是《离骚》里的两句,我想游先生并不认为他们是“萧艾”,只是表示惋惜和无奈而已。

  
1986年5月3日王力先生仙逝,系主任严家炎命我代表北大中文系拟一副挽联,以供在八宝山追悼会上悬挂。我拟好后系里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力先生的研究生李思敬学长书写出来,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这幅挽联就悬挂于王先生遗像的两侧。

  
因为王先生是汉语教研室主任,而我妻子是汉语教研室的助教兼秘书,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去王先生家,得以近距离地接触他。这才发现他的笑容十分亲切,而且带着几分甜蜜和幽默,跟课堂上的肃穆不一样。他曾写过一篇小文章,登在1982年4月出版的《语文学习》上,题目是《谈谈写信》,教青年如何写信封。他说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是告诉邮递员将信件送给谁,因此不应称“伯伯”“姐姐”这类私人间的称呼。有人写“父亲大人安启”就更可笑了。可以泛称“先生”“教授”“同志”。不料这善意的提醒引起一名读者强烈反对,这人写信给王先生居然称他“老不死的”。王先生谈起此事不仅面无愠色,而且笑得十分天真,我想他的雅量如果写进《世说新语》,跟谢安等人相提并论也毫不逊色。

   明年今日重相见,名播扶桑载誉还。

  
中文系的汉语老师都佩服王先生建立学术体系的本领,无论《汉语史稿》还是《古代汉语》教材,或是《古汉语字典》,一个又一个体系被王先生建了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新的学科便有了规模。我还佩服他另一点,就是所写的文稿和讲义常用毛笔小楷,很少涂改,可见他是胸有成竹才动笔。客人来了就到客厅接待,客人一走立刻坐回到书桌前继续写,思维竟没有中断。听师母说,王先生有个好习惯,星期天总是休息的。《王力全集》共25卷37册,约1400万字,如果不是这样勤奋,而且有这样好的写作习惯,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吴先生爱说话,因言获罪的次数不少,不知他说了些什么,反右中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1958年“大跃进”中,学校鼓励年轻教师上讲坛,吴先生说年轻教师都很可爱,但学问还不够,好比“糖不甜”。又批评有的老师上课是“四两染料开染房”,缺乏足够的积累。他的话正道出我的缺陷,我是心服口服。他也批评自己,说过去在兵荒马乱中没有机会多读一些书,现在正补课。他还在私下说“大跃进”不过是“一篷风”,意思是很快就会过去,这话被揭发出来后受到批判。“文革”中吴先生进了牛棚,不过听说星期六晚上看管他的红卫兵常放他回家,让他星期一带几本小说来给他们看。“文革”后期他仍然喜欢说些直率的话,例如听说“文革”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他便在会上说听到这话“毛骨悚然”,为此又挨了一通批,其实这是说自己跟不上形势,并没有其他意思。

  
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王师母夏蔚霞女士,“每一个成功的男士,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王先生和师母身上,王师母默默地为王先生操持家务,培养子女,关照学生。凡是接触过王先生的人,无不钦佩她的风度,她的周到。王先生逝世后,她觉得自己一家住燕南园60号那座二层别墅太大了,便向系里提出,准备让出楼上的房间,并且希望我们家搬去住。我们不肯打搅她,一再婉拒,那座楼只有王先生才有资格居住,我们住畅春园已经很知足。这事拖了一年多也就作罢了。但我们常常去看望她,还是那间陈设简单的客厅,中间的北墙上挂了梁启超先生为王先生写的一副对联,是集宋词的,想必是当年王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时得到的,梁先生正当壮年,笔力遒劲,我百看不厌。王师母还像以往那样亲切地接待我们,有时还剪下院子里的丁香花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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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收入《龙虫并雕斋诗集》,于1984年出版。龙虫并雕是王先生的斋号,“雕龙”取义做高深的学问,如上述几本书;“雕虫”意谓兼做学术普及工作,如《诗词格律》。这斋号很俏皮,很睿智。1992年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即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我即借用“龙虫并雕”表示我们研究院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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