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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冯骥才 我的灵魂跟天津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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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2018年8月30日 09版)

冯骥才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说”影响深远;已出版各类作品集二百余种,代表作有《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韩、越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余种;他倡导与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为对当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现任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

(记者何玉新)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致力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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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源于兴趣

冯骥才/舒晋瑜

而是命运的驱使

我写了一个知识分子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8月11日公布,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获短篇小说奖。很多人问起冯骥才有什么感受,他说:“有一种重新找到读者的感觉。”采访当日,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客厅里,冯骥才先生仍然强调了这种感受:“对于我来说,找到读者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写作是跟读者说话,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文字。读者的反应就是给你的反馈。”在长达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述说中,冯骥才先生由始至终都呈现出一位扎根天津,放眼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担当。

个人化的心路历程

冯骥才年轻时经历十分丰富,他曾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当过工厂工人和业务员。他的写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我相信真正的文学都不源于兴趣,而是来自命运的驱使。”那时候他写了十万字甚至更多,没有一篇发表过,然而却成为他此后步入文学最重要的一步。

舒晋瑜:您的《俗世奇人》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小小说界也深受鼓舞。在长篇小说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什么您还愿意坚持小小说的阵地?

生于天津,自然而然开始写天津。处女作是与李定兴合作的《义和拳》,茅盾先生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冯骥才还是“文革”后第一位拿到稿酬的作家。随后是独自创作的《神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以《铺花的歧路》《雾中人》等作品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他曾回忆:“那期间每出版一本带着油墨芳香的新作,都带给自己一种新的振奋与激励。每一篇作品出来,都会收到数百上千封读者来信,有的信打开时沙沙作响,是读者写信时泪水滴在上面所致。”其后冯骥才的小说创作裂变成两个方向,一是沿着“伤痕文学”走向更深的社会与历史的反思,二是以《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为主的实验小说,包括《神鞭》《三寸金莲》等。

冯骥才:“小小说”最早是河南文学界提出来的,创办了《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他们有很高的文学见识,他们是有眼光的。很多地方刊物,坚持自己的看法、主张、兴趣和审美,而且在学理上不断论证,几十年如一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读者有深远影响。他们支持我,我参与他们的事业,也曾经不断写小文章,在学术上支持一下。

上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已告终结,冯骥才一度回归绘画,在画坛以“新文人画”的姿态出现,到各地办画展,却无意中得知大江南北的历史文化遗存正在受到极大冲击。在上海美术馆办画展期间,他随几位好友造访周庄,听说当年柳亚子进行南社活动的小房子──迷楼很快要拆了,当即决定卖掉展出的作品《落日故人情》,用来拯救迷楼。这是他第一次为文化抢救卖画。

至于个人写小小说,谈不上坚持,我什么都写,就像诗人,可能写长诗,也可能写律诗,绝不可能把律诗刻意拉长。我写长篇、中篇、短篇,写大量的文化档案,写文化学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也写了大量关于绘画的文章。长篇小说是长篇小说的素材,小小说有小小说独特的发现,是不能代替的。

1994年到1995年,天津老城拆除,无奈之下冯骥才组织摄影家、历史学者实地拍摄、考察,出版《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画册,为老天津人留下了最后的念想。继而又对旧租界和老城之外本土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文化调查。

舒晋瑜:从八十年代开始您就从事小小说创作,如何看待小小说?

新世纪初,冯骥才发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也开始对濒临消失的古村落进行抢救与保护。工作重心转移,小说创作基本停止,非小说类的文学写作却坚持下来。他解释说:“一方面是从田野抢救中得来的心灵感受,无法转化为小说,便以散文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是海外的文化游记,也让我非常痴迷。在新世纪,我的笔更多用于为保护濒危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呼吁,也采写了大量文化档案。”

冯骥才:我很早的时候写过一篇小小说《哈哈镜》,才五十多字。八十年代的写作,非常有激情,那时候也特别年轻,有创作活力,在开放自由的时代,觉得所有东西都松绑了,我曾经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让心灵更自由》。小小说对写作有一种挑战。小小说不小,要找到特别绝的结尾。我挺喜欢这样的思维,高度凝练,三笔两笔像油画一样把人物形象点染出来,要求作家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我偶尔碰到了就会写,写了不少。

2001年,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天津大学成立,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遗产抢救的学术支撑与人才基地。研究院大楼建成于2005年,由周恺设计,这位现代建筑大师有些顾虑,他的设计是否能契合冯骥才的传统人文格调,冯骥才让他放心,“越现代越好,将来我会在屋子里放好多古代的艺术品。”大楼盖好以后,桌椅板凳都没有,有人送来两个马槽,冯骥才把盖子拆掉,铺几个垫子摆在那儿。正好余秋雨来天津看他,两个人坐在马槽上,拍了一张合影。冯骥才把小白楼“大树画馆”里的艺术品全搬了进来,屋里屋外、楼上楼下每个角落都变得满满当当,又把自己的藏书也搬过来,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在他看来,常常与艺术品和书籍亲近的人,气质也会受影响,这对学生的教育非常重要。

小小说对我来讲是非常独特的思维,是先发现结尾,倒过来写。小说需要细节,黄金般的细节。在成功的小小说的结构中,往往把金子般的情节放在结尾部分,好像相声抖包袱。像《聊斋志异》中的《口技》,多么逼真;契诃夫的《万卡》,写万卡在信封上写下“乡下祖父收”,“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信丢了进去……”就那一个结尾,把生活的无望写出来了。

尽管已年逾七旬,但冯骥才给人的感觉仍是“年富力强”。他始终保持勤奋的思维状态,不停地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个研究院有四个教研室──文学研究室、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我们吸收了理工科大学的教育方法,建立工作基地,老师带着学生做文化调查,做研究,做数据库,我安排好时间,跟不同的研究生谈一些问题,所以只要在天津,我每天都来学院。”

舒晋瑜:那些黄金般的细节和结尾,对您来说需要刻意追求吗?

最近两三年,冯骥才终于回归文学,开始写小说和非虚构文学。“随着年纪增大,下田野的时间少了,在书斋里的时间多了,才重新把小说拾起来。《俗世奇人》正是我返回文学后的第一本小说集。”他始终认为,“文学来自命运的驱使”,现在,他又回到了文学中。

冯骥才:周恩来说,“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生活是大量的吸收、感受、思考,没有约束,没有限定。所谓得到是生活赐给你的,是上帝拍了一下脑门,是偶然的生活给你的细节,也可能是有了灵感,自己“蹦”出来的。好的东西都是蹦出来的。如果写作需要“绞尽脑汁”,干脆别写了——写作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要选择特别好的情节,可能限入苦思冥想,但是小说表现的时候还应该是带着灵气出来的。

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知识分子应该首先自觉

舒晋瑜 :您特别认可“灵感”或者“天赋”?

记者:能塌下心在大学跟着您搞研究的学生,应该都很幸福。

冯骥才:只要认识了三千字以上,只要有一定的文字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写作,可以写散文写日记,但是不见得能写小说。虚构的特点是由无到有,贾宝玉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安娜·卡列尼娜、冉阿让也是不存在的,是曹雪芹带着贾宝玉出来的、莎士比亚带着罗密欧朱丽叶出来的……我跟李雪健说过一句话,我说雪健,你每演一个人,这世界就多了一个人,李雪健说冯老师你太夸我了。我真是觉得真正的表演艺术家,每演一个人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这就是艺术最伟大的地方。文学需要创造,音乐需要创造,绘画也是这样,需要特殊的秉赋。

冯骥才:真正特别理想的、满意的学生,不会太多。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尤其是在理工科大学,学计算机、管理、经济的是强势,学历史、考古这些人文学科的是弱势,除非特别热爱,热爱到纯粹的地步。我记得有一次跟两位医生聊天,他们都是专家级的,他们特别佩服天津过去有位医学家朱宪彝先生,说朱先生故去时,把他成都道的洋房捐出来,把他所有的存款,所有的医疗档案,全捐了出来。他们说,这种人现在没有。我就想问,你们都是朱宪彝先生的弟子,也是大医生,为什么不是你们呢?后来我想,因为朱宪彝的时代不是市场的时代,市场的时代一切都跟功利裹在一起了,你就不会像圣徒一样对待你的专业,你这个人就不纯粹了。你也不可能到高峰。但为什么西方会有霍金那样的人,我们为什么没有?恐怕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还是价值观的问题。

舒晋瑜:最近这几年,您陆续推出了《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等非虚构作品,并不以年代划分,在整体创作结构和节奏上,您是怎么把握的?

记者:您认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什么?

冯骥才:第一本写1966年到七十年代末,原来的名字叫《冰河》,出版时叫《无路可逃》,写如何走向文学;第二本写1977年到1979年,是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文革”向改革急转弯的时代,也是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时代。我特别有感触的是黄河的凌汛,冰一旦解开,上百平方米的大冰块,被鼓涨起来的河流以极大的力量冲到岸上。这用“凌汛”形容改革开放之前的解冻;第三本《激流中》写1979年到1988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邓小平讲到“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事,不要横加干涉”的时候,掌声像大潮一样爆发出来。所有这些都是我亲自经历过的,这本书写到八十年代末第一次现代艺术画展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我最后讲:一个时代结束了。

冯骥才:有一次管教育的政府机构的人问我,冯先生,大学怎么搞素质教育?我说,到了大学还需要搞素质教育吗?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工具式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某一个学科的工具,而不是以人为本,不是为了成就一个人。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那么没有大成就,就不幸福吗?什么是幸福,恐怕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吧?我们教育一个人,不仅仅是为了把他教育成工具,为社会所用,我们还是要让一个人感受到生活中、生命中的幸福。

舒晋瑜:最新一期的《收获》刊发您的新作《漩涡里》?

比如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否人人都能够做到?怎么办呢?教育首先应该承担责任。比如诚信、敬业,这些如果小时候都没解决,大学怎么解决?大学要解决的是修养、视野。我老跟我的学生说,知识多少不是绝对的问题,我就老觉得自己很多方面的知识不够,比如古典文学,比如国学,我年轻时赶上“文革”,不可能学这些,后来又来不及学。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视野,你的视野有多宽,将来你在社会就会吸收多少东西。这个视野,一个是知识视野,一个是思想视野。

冯骥才:《漩涡里》从1991年写到2013年,二十三年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到底是怎么做下来的。我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一系列老城保卫战,完全靠民间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城市;第二件事是从2000年开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第三件事,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漩涡里》充满了高度智慧,写了二十年来所付出的辛苦,也写了官场中的一些事情,把问题的本质写清楚了。我并不是一个成功者,我是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

记者:在您刚才说的朱宪彝的那个时代,很多人也在追求财富,但朱宪彝却能够不去追求这些东西。为什么现在人做不到?

威尼斯网址 ,舒晋瑜:为什么叫《漩涡里》?

冯骥才:记得2010年左右,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从经济社会到文明社会》,我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因为我们搞阶级斗争吃了很大的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一个词叫经济社会,这是很重要的,没有三中全会,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极大解放,也不可能带来持续三四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但到了今天,恐怕有一个问题摆在国人面前,我在两会上好几次也讲到,我们总不能说在这几十年里牺牲了空气、土壤,牺牲了我们城市的很多历史性格,牺牲了很多文化遗产,换来那么多的钱,将来又被莫名其妙挥霍出去。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未来的社会应该是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冯骥才:我掉进漩涡里,不能自拔,而且不断把大项目放进去,不断搅动,每一个项目都是我心头里的大事。

有一次在两会时,欧阳夏丹问我,你的中国梦是什么,我说我的中国梦是文明,如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到了一定高度,恐怕就是理想的社会,还有什么比享受文明更好呢?人人都讲秩序,有自律,有崇高的追求,有很好的品质,人和人之间有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是多好的社会。

舒晋瑜:身处“漩涡”,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记者:其实这正是人文知识分子要思考,要做的事情。

冯骥才:我对我们的不知道,永远比知道的多,深入进去才知道文化的深邃和广博。我写过一部《人类的敦煌》。1900年,当敦煌遗书发现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批,一批是王国维等人,他们到了法国博物馆,自费手抄那些经卷,把那些经卷送回国来,同时劝告政府把藏经洞的文书从敦煌运回,这是学者做的事。同时,画家则直接到敦煌去保护石窟,首先是张大千,1943年是常书鸿。中国出了一代代研究敦煌的学者,他们付出了一辈子的努力,不过是在大山里走几步——中国文化太博大精深了。

冯骥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我说这个观点特别好,我在文章里也写过,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先自觉的,因为知识分子身处文化领域,对文化最敏感,会首先发现这个时代该做什么,把它提出来,经过决策者反复思辨,认为你的观点是对的,拿到国家的大政方略里去,那就成为了国家层面的文化自觉,各级管理者要执行,更重要的是唤醒民众的自觉,如果全民都有了文化自觉,恐怕是我们最理想的社会。如果人文知识分子没有自觉、自省、自律的话,在这个社会,他也一定要跟功利搅在一块儿,这是毫无疑问的。

舒晋瑜:您书中那么多细节靠什么?

留住天津的历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

冯骥才:有一次开会,莫言说:“大冯你的记忆怎么这么好!那么多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我说,那么多事像刻在骨子里,怎么可能忘记!另外我也有比较详细的日记。

记者:所以这样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同样也需要知识分子的自觉。

舒晋瑜:纵贯五十年的书写,对您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但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像遇到了问题。有一年巴黎的人文基金会请我去讲中国的文化遗产抢救,讲完课后我跟法国的学者聊天,问他们的知识分子是什么状况?法国人说,二战以后在法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不那么大了,因为全球化的原因,市场的力量太大了,经济太强势了,与科学、军事、政治都捆绑在一起,人文精神就显得弱了。他们说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法国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怎么发挥作用。

冯骥才:从六十年代中期写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写了五十年的人生。一开始我想写成生命史,后来慢慢想,真正写出来后不是生命史,是心灵史、思想史。实际还是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个人化的心路历程。

之后我又到剑桥去讲课,见到方德万教授,很有名的学者,我说我看你们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认为英国现在知识分子的作用不那么明显了。方德万问了我一句话,中国还有人问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吗?你们的大学到剑桥来,都会问和我们有什么合作项目,头一次听人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英国的知识分子也一样,也在思考在这个社会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真正想写的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随着国家的变化,个人的命运也在变化,一直有自己心灵的追求,一直把个人要做的事情、个人的选择跟整个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是天生的一代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有一种使命感。无论是我早期的问题小说、伤痕小说,还是后来的文化小说,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即使有一些看起来是历史小说,实际都和当代社会有密切相关的思考。从作家向文化遗产保护者的社会职能转化,仍然是使命在身的。所以我说,我做文化遗产和学者做文化遗产是不同的,还是有很强的人文情怀。

记者:您内心的这种思考,其实也和您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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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刚刚交给出版社,叫《漩涡里》。在这之前我写了一本书叫《激流中》。我最近两年连着写了四本书,是我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灵史。前面一本是写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叫《无路可逃》。第二本从1977年到1979年,叫《凌汛》,松花江每年春天解冻,有时半夜发出巨大的声响,春天的江水把冰胀裂,黑色的江水冲下来,巨大的冰块被冲到岸上,在古代,凌汛发生时带来巨大的力量,经常一块冰就能把一个村庄削平了,我就想到当时那个解冻的时代,写到天津的很多作家,孙犁、方纪、柳溪,和我在全国遇到的作家,我在北京写长篇的时候,遇到冰心、茅盾、秦牧。跟着我写了一本书叫《激流中》,我卷到新时期十年的激流中,那个时代就是纯粹的,每一篇小说发表出来后,每天都会收到一信箱的信。后来我换了个大木头箱子,挂在我住的长沙路房子外面的墙上,每天早起打开箱子那些信“哗”就下来了。我最近又在写上世纪90年代。

致力于把岁月

记者:这个时候您的身份有些转变,做了大量天津老城的保护工作。

变成永存的诗篇

冯骥才: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然后情不自禁地从天津老城保护开始,到估衣街的保护。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拿稿费请他们吃饭,那时候还是用胶卷拍摄,他们不好意思找我报销。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甚至街头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全部都是自费,卖画,那时候画还不值钱。那个时期也很纯粹。

舒晋瑜:《凌汛》中谈到《铺花的歧路》发表,您在文章中表达:“为什么这时真正的文学支持都来自遥远的五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怀念,还带着对一代人远去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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