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珪逝世 毕生心血献给新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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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校的新闻教育,人们通常都把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前身——新闻系1983年成立作为起点。而实际上,如果要细说从头,全面总结我校新闻教育的经验教训,则应把时间前移7年,从1976年中文系新闻专业成立算起。因为,如果说新闻系的工作为新闻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此前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扑腾与摸索,则从另外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教育改革、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科建设的认识。所以,客观地说,我校的新闻教育,中文系办新闻专业时就开始了。

什么是一个教师最可宝贵的财富?如果把这个题目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原副院长秦珪,他的回答一定是:学生。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新闻专业在期望中诞生,又在摇篮中夭折

他一生的故事都是围绕着新闻教育展开,围绕着学生展开的,从1947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开始,直到8月3日深夜逝世。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话是前人评说那些短命王朝时说的。可我每想到当年的新闻专业,就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因为拿它来描述新闻专业,还真有几分近似。

秦珪生于1928年,1952年7月,他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恰逢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停办,燕大新闻系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他在北大开始了他的新闻教育生涯。此后,1958年的院系调整中,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又成建制地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随之来到了人大新闻系任教。

那是1976年6月,我刚从沙洋分校回到总校中文系,系教改小分队队长李希贤教授找到我,说:“我们从教改的角度出发,打算办一个新闻专业,你是系里唯一搞过新闻的老师,希望你来负这个责。”“文革”初期,我受李达校长“三家村”冤案的牵连,被打成“黑帮分子”,“先定性,后找材料”,被押送乡下劳动,之后又被送到沙洋分校去“搞斗批改”(还是劳动),被“挂”了整整10年。基于对工作的渴望,我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了。

他教授的课程包括《新闻学导论》、《读报与评报》、《新闻评论写作》等,他和胡文老师合著的《新闻评论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新闻评论教程之一,对这一领域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成为当时全国各个新闻院系选用最多的指定教材。他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评论首席专家涂光晋告诉记者,秦老师不仅在新闻评论领域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还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的学养。在给学生讲到中国新闻评论渊源时,他会从中国古代的论说文开始讲起,从源头厘清新闻评论的文体脉络,这对于她后来的博士论文写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按规矩,要办一个新专业,得先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待上面批复同意了,方能动手。那时,无政府主义把许多规章程序都已“砸烂”,这正好帮助我们提高了“效率”,说干就干,不仅“自主”成立了新闻专业,还把1975级工农兵学员三个班中的两个班(二班和三班,共49人)调过来,作为新闻专业的学员来进行教育,老师一口气也凑了10多个,可谓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在长达42年的新闻教育生涯中,有20多年的时间秦珪老师一直主管学院的教学工作,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业务实习、到论文写作建立起一套完整而扎实的新闻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和体系,并成为全国同类学科学习的样板。秦老师有着超前的记忆力,只要是他任职期间在人大新闻学院读书的学生,他可以说出每一位学生的姓名、年级和专业;无论毕业多少年的学生回到母校,他都会准确地叫出他的名字,说出他的性格特征和当年读书时的趣事。试问今天有几个老师能做到这一点?提到恩师,涂光晋难掩悲伤,他把一生最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培养学生上。

为了独立地开展工作,系里要我们师生共同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当然必须贯彻工农兵学员“上、管、政”(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原则,首先是成立党支部,由二班班长、海军学员朱万昌任支部书记,三班班长、陆军学员张茂盛为副书记,同为陆军学员的王玉恩任宣传委员,知青出身的农民学员叶荣华任组织委员,李希贤作为老师委员参加支委会,徐正榜则任教师党小组长。至于我这个业务上的负责人,则什么名义也没有。聪明的朱万昌不知是说给我还是其他人听,大声说:“樊老师,你是老兵,党龄比我们年龄都大,我们都听你的。”我当过兵,入党早的特殊经历和对工作尽责的态度使我与学员相处得十分融洽,全副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先是向学员讲授新闻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和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帮助学员建立初步的专业思想。接着讲授新闻采访和调查研究的相关知识,以利他们利用即将到来的暑假到各基层广播站去实习,初步接触新闻工作。

秦老师心里装着所有学生,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对此进行了佐证,1979年,他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虽然我们班的新闻评论课不是他上的,但私下多有交集和对我的教导。大约上大二那一年,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征文活动,把文章交到院办公室时,秦老师恰好在,他拿起我的文章读了一遍,笑眯眯地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不过你的字还要练一练啊。他接着又说书写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基本功,也是我们示人的脸面其后,凡在我成长的每一个环节,秦老师都有作为长者的谆谆教导。

然而,这还只是“热身”活动,要进行正规的新闻教育,还必须借鉴先行者的经验,跟着他们的路子走。于是,秋季开学之后,副系主任张广呜带我和另外两名青年教师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取经,还到杭州观察他们学生的实习。回来之后,我就照葫芦画瓢,制订三年的全程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当时最伤脑筋的是没有教材。大学“复课闹革命”虽已几年,书店里都没有一本新闻学教材出售。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北大弄来一本《新闻理论讲话》,从复旦弄来一本《新闻写作》。《新闻理论讲话》是一本只有几万字的小册子,署名为北京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和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73级工农兵学员编,内容先是断章取义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和他们的办报活动,接着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之后按照“无产阶级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的思想,阐述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办报原则。全书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和批林批孔,而不是构建新闻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新闻写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老师和1975级工农兵学员所编,里面虽也介绍了消息、通讯、小故事和广播稿等常用文体的写作,但都很简单,不到全书的八分之一,目的也不是告知写作规律,而是如何使媒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余大量的篇幅,则是推荐范文,如何开展革命大批判。用这样的教材,很难帮助学生建立新闻记者应有的知识结构。好在我以前在报社工作时,曾利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有组织地集体自学了《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这套上百万字的两卷本精装讲义,虽不是字字有用,却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就把它们揉合在一起,对学员进行讲授,多少弥补了一点现行教材的不足。

秦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涂光晋所在的班级微信群中一片哀悼之声,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师恩难忘永远怀念;每一个秦珪老师的学生,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涂光晋在接受采访时一再提到是秦老师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恢复高考的1977年,她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汽修工,高考3个多月后的一天,她竟在工厂接到了秦珪老师亲自打来的电话。秦老师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姓秦,你愿意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读书吗?在得到涂光晋肯定的答复后,秦老师立即对她进行了面试,让她的命运从此改变,大学毕业时秦老师又动员她留系任教,讲授的也是新闻评论学,她从当秦老师的助教开始,直至今天成为新闻学领域的资深教授。

当时,“左”的风气笼罩学坛,否认教学规律,否认“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操作),而用短视的、实用主义的“典型产品学科”、“任务带学科”来取代。对此我们不是毫不怀疑,但在当时高压的空气下,却不敢去多想,而是跟着潮流走。在“任务带学科”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无法对学员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也没有进行严格的操作训练,只作简单的知识介绍,就把他们带到工厂农村去“开门办学”,企图通过采写的“任务”,把“学科”的知识传授以及“学科建设”“带”起来。为此,我们曾于1976年11月和1977年5月采取了两次整体下乡下厂的大行动。头一次,我与一批学员到了湖南长岭炼油厂,进行调查报告和工作总结的采写。这是个有6000多工人的大厂,设备先进,效益很好,要求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搞了一个多月,同学们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后只好由老师捉刀。第二次,我把三班全班再加上二班一个组三十三人整个带到了鄂西,分组深入到神农架原始森林、郧县绿松石(一种宝石)矿、竹山白玉垭高山林场和丹江口水电站等地进行采写。这些地方虽也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但好人好事不少,是出新闻的地方。我在深山密林、矿井工地之间,来回奔跑,进行指导。

在人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们的印象里,秦珪老师宽厚、慈祥,他是首届韬奋园丁奖的获得者。园丁,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1976年秋,新闻专业又招了一个班。学员虽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有初中,还有只读过小学的,但都品行端正,生活朴素,学习勤奋,爱好写作,有的文笔还相当漂亮,是新闻记者的好“胚子”。面对他们嗷嗷待哺的眼光,我越来越感到担子的沉重。检讨1975级两次“开门办学”,对“左”的教学思想的认识由朦胧转向清晰,意识到“任务带学科”“带”不动,必须从提高师资队伍入手,正面加强学科的建设,用学科建设去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于是,我向系里建议,派人到人大、复旦去进修(第一批派了两人),让没搞过新闻的老师到传媒挂职(分批去了),要求青年老师多听老教师的课,增强经验,加强集体备课,弥补个人的不足,还请了一批老记者编辑来兼课,以利学员及时了解专业前沿的动态与知识。

1980年代初,全国新闻学院的青年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培训了一年,这项工作也主要由秦珪老师负责,这批青年教师日后大多成为全国高校各新闻院系的领导和骨干教师,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好事多磨。正当我们奋发进取,努力工作,以期取得更好的成绩时,1977年底、1978年初,新闻专业却被宣布下马了。

学生,是秦老师最好的作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有这样的口碑,是以秦老师为代表的所有老师辛勤耕耘、不懈努力的结果。

历史淡去了,脚印却永远清晰——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威尼斯游戏网址,学生,是他最好的作品,也是他献给挚爱事业最好的礼物。

改革、发展,不能有路径依赖。“一个单位,越有光荣的历史,光辉的名声,其理念、作风和制度越易形成路径依赖,变革的难度也越大。”这是《光明日报》上一篇文章的论断。这篇文章讲的是军事变革,我这里移植过来,是试图解释新闻专业下马夭折的原因与教训。

新闻专业的宣布下马,事先没有与我们这些当事人打招呼,更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事后也没有人出来解释,找最初当面授命的李希贤,他也茫然。处于当时刚刚结束的是非颠倒的政治环境。领导说一不二,我没敢去问,更不敢去争“生存权”,只是十分痛惜。

现在冷静地回顾历史,设身处地地为当时的决策人想一想,似乎也不无道理:“文革”之前,武大中文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五老”、“八中”、一大批青年骨干,梯队完整,人才济济。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学派的谪传弟子在这里,全校五个一级教授,两个在这里。文学、音韵、文论、训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一系列的领域,在国内都处于领军地位。只要沿着固有的道路走,就会自然地到达光辉的顶点。“反右”、“文革”虽遭受重创,但余威犹在,鼎盛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和路径依赖仍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一种历史惯性与历史堕力,不知不觉地牵引着人们,作为行动的信条。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当儿,对新成立的新闻专业作出“下马”的决定,集中力量办好基础雄厚、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十分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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