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张晖先生学行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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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小我十岁,我比张晖大十岁。可是张晖却突然走了,太突然了。

刚刚过去的这些天,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复。作为张晖生前热心提携过的许许多多年轻人之一,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合适地表达自己的难过。也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遇到像他这样热心、细心、真心待人的师长兼朋友。我更不知道以我绵薄之力,究竟能为张晖的家人奉献哪些实质性的帮助。在那个黑暗的3月15日,面对ICU病房显示屏上急速下降的心率,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无力。“宿草新坟多友生”,本以为是很多年以后才会开始的事情,没想到竟毫无预兆地成为眼前的现实。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他那带着少许江南口音的来电,再也不会在“未读邮件”中看到那亲切而独特的“胤兄”、“胤兄如面”的问候。相信我的悲伤,也是海内外许多年轻朋友共同的感受。天之报施善人,竟然如此惨酷无情,谁能不为之心碎!在深切体味这人世间大悲恸的同时,我也知道任何“过情”之举,都未必是生前从来以憨厚笑容迎人的张晖先生所乐见的。正如他的知友们所述:张晖一贯以理性与同情心对待友人,同样以缜密的思维、宏大的格局、细腻的考证来对待学术。作为彼此无所不谈的朋友,和张晖先生的深交不过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张晖也许只是一个侧影。我们更多是以著作、论文、书信为媒介的文字之交,即便如此,我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声光,认定他是一位专注于学问而不闭塞、有阅历而不世故、热心助人而不过分用情、为人处事都极有分寸感的好前辈。
我和张晖先生相识甚晚,虽然读到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已是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也正读大三,想着自己的学年论文。记得是在万圣书园旁边的一个打折书库里,偶然觅到这部篇幅紧凑而内容厚重的著作。细读一过感触颇深。第一是觉得南大真了不得,拿自己同一阶段的学力与之相比,颇觉惭愧;第二是佩服其文字温润稳健,有清季民初学界老辈的风格,却从不故作摇曳。于是记住了这个名字,还知道他好像有个曾用名叫张樾晖。此后便一直牵挂着这个名字,也关注他新出的著作和论文。2010年8月,我和同时在学的妻子袁一丹申请到一笔小钱,办了个题为“活在现代的传统”的小型研讨会,意思是要把两岸三地研究近现代时段内古典体式和古典接受问题的年轻学者集合起来。这个主题对评议人的要求比较特别,最好是能贯通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领域。会议征集到有关词学的四篇文章,我又想到张晖这个名字。从南大的老友童岭那里要到联络方式,尝试着发出一封邮件,没想到立即得到了爽快的应允,随后又发来详尽的评议稿。尽管相见恨晚,三年多的书信来往却很频繁。张晖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很简短,就是回复研讨会之事:胤兄如面:承邀,能参与盛会,是我的光荣。具体听您通知。祝好!张晖上这个“胤兄”是张晖先生赋予我的独特称呼,别人没有这么叫过我,直到最近也是如此。至于我对他的称呼,一直是“张晖老师”。这或许显得生分,在我却是真心佩服他为人,认为不妨兼作师长和朋友。一开始他曾说“不要再叫老师了”,后来知道我生性拘谨,也不再坚持,这让我很舒服。成就我同张晖初识的这次会议,其实完全是动员北大的同学们DIY办起来的,谈不上什么规格。但张晖先生却作了很充分的准备,所撰评语格外体贴细致。大家都对张晖评议的诚恳态度印象深刻,更佩服他言谈之中流露出的自然风度。民国时代,北大和在南京的“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一系有很不一样的学术风貌。这种南、北隔阂的情形,至今还不无残馀。在人们印象中,“常为新”的北大人多半思维活跃、见解高明。至于南大学子,就我接触的朋友而言,则往往沉潜笃实,又在温柔敦厚之中,自有一种风流古雅的态度,最是难及。这或许也是因为后者保留了一条未曾中断的学术统系。在张晖负笈南雍之年,程千帆先生还在讲课。后来更因为词学因缘,亲承施蛰存、吴小如等学界老宿的教泽。在这些真正的读书人中间浸润既久,气象自然峥嵘,又因为天性的淳挚,外形而为人格的涵养。即便是像我这样内向容易紧张的人,跟他说上不几句话,就会完全放松下来,侃侃而谈。对于我们这些后进者而言,张晖先生也可以说是一种“活在现代的传统”,他身上带着我们无法亲炙的许多老辈学人的作风。二那次开会以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大概半年左右会聚一次,谈谈各自的见闻。若从平时通信和他著作的文字上看,张晖可说是“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半点尘埃”了,但对面谈话的印象,却让人觉得很通脱,也很实在。张晖老师并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型学者。他颇注意观察学界的整体动向,对与此相关的人脉、制度、掌故,无不了然于心。后来调到《文学遗产》编辑部,他手边的杂事更多了。尤为难得的是,身处这样一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学术要津,张晖老师并没有忘却专业研究的责任,也从来没有被行政事务汩没掉自己的性灵。当然,这种坚守和兼顾,需要极大毅力和极多精力的付出。算是“古代文学”的同行吧,我跟张晖老师的很多对话是关于这个学科的思考。他会告诉我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忧虑:文学研究的创新能力赶不上史学;近年来出现往史学靠拢的成果,在学风上日渐扎实,却也带来了碎片化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思想、社会现实的介入有限,一旦不慎涉水,又会在学术上失范。去年8月7日,张晖老师传来新撰《无声无光集》一书的自序,信里提到此序“可见弟年来心境之坏。聊供一笑。或可砥砺也。”尽管如此,他从来不以这些坏心境来打扰我们的好梦。他总是鼓励我和一丹要好好做,无论周遭环境和学术风向如何变化,认真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磨不掉的。我自己这两年间处在极为焦虑、彷徨的过渡时期,张晖先生总是尽他所能给予帮助和安慰,提供各种信息和线索。2011年6月,我的论文通过答辩,却因谋生计拙,一时没有去处。绝望之际,给朋友们写信打听消息。他收到信后,当即联络了在港的张宏生教授,有意为我争取到南大做博士后的机会。虽然我最终并没有南行,但张晖前辈和张宏生老师的美意,却让我和业师夏晓虹教授都非常感念。我在北大做博后期间没有公费名额,还要在外租屋,颇形拮据。他便介绍我给报纸写书评,在练笔的同时,也能获得些许收入。我接到张晖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在3月10号的晚上。他问我能不能细谈。那是一个悠闲的星期天,我正在朋友家中帮忙炒菜,围裙还没有脱下来,便让他先说。张晖先生知道我在忙,简单说完事,就挂了机。如果早知道四天以后在医院里再也叫不醒他,我无论如何都要放下手边的任何事,和他深谈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我们认识得太晚,事务性、学术性的接触又占据了太多时间。近几天看到张晖故友的回忆文字,我愈加悔恨自己只认识了一个学行拔群、为人忠信、时时记得为后辈排难解纷的“张晖老师”、“张晖前辈”,却错过了如许可爱、如此葆有赤子之心的“老灰”。三张晖先生的学术领域,大概可以概括为“近世文学”,亦即宋代以降的诗文之学。他尤其擅长从诗学角度发掘世道人心的迁移,关注晚明、南明、晚清、民初等思想文化史上的转折时期,致力于近现代学人回忆录、学术史资料、闺阁文学及乡邦文献的点校整理,则又非狭义的“文学研究”所能涵括。除了前面提到的南雍学统,张晖先生曾在香港读博士,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们从新近出版的《中国“诗史”传统》一书中,可以读到他与西方晚近文学史理论对话的雄心,发现他对于数十年来台湾、海外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持续关注。然而,这部横跨宋、明、清时代“诗史”观念的大制作,或许不过是张晖整体学术设计的一个导论,关于南明等的“帝国三部曲”才是其学术主题的真正切入点。而在我所熟悉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张晖先生不仅是功力深厚的学者,更是相当活跃的学术组织者。这当然不是指“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之类的头衔。从大三完成的学年论文《龙榆生年谱》开始,张晖先生在近现代文学史、学术史的史料领域结实耕作,更致力于集结年轻有志者,为近年来颇为沉寂的近代文学研究开辟新路。我想点出最近几年他开始着手规划的一些工作,或者能补充张晖先生作为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些侧面,也希望后来者继起,完成他未竟的遗业:1、《太炎诗笺校》2010年8月25日初识张晖先生,我赠以刚发表的一篇有关章太炎的文字。他随即回电邮来,除了一些鼓励的话,更提到:“弟正撰《太炎诗笺校》,初稿写定后当寄呈
删削,届时盼不吝赐教。”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期待,因为初时也曾稍治章太炎的诗学,认可太炎将辞赋歌诗与列国春秋、《史记》归于同流的看法。谁都知道章太炎文章的难度,其诗学与时局紧密联系,要想得到正解也不容易。以张晖先生的治学广度,正是笺校的合适人选,希望遗稿整理者能注意这部稿件。2、《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2011年7月中旬,张晖先生跟我提到正与同所的张剑先生筹划一种近代史料丛书,以书札、日记、奏牍、政论及不常见的诗文集为主,让我也报一些选题。当时在兴头上,又兼论文刚写完,我一下子报了《袁昶诗文集》、《梁鼎芬诗文集》、《朱一新诗文集》、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蒯光典《金粟斋遗集》五个题目。但随后便接到了其他的点校任务,此事只能搁下。到当年11月,这套丛书审批通过,张晖先生又来电希望我和一丹能分别做两到三种。然而年来困于琐事,虽然搜集了一些底本,却一直没有着手去推进,实在有愧前辈提携的雅意。到去年夏天,我拿到丛书第一批十种数目,除了梁鼎芬、朱一新、蒯光典三种,还有《曾国藩友朋书札》、《常熟翁氏家书》、《郘亭日记旧山楼日记》、《高心夔集》、《朱彊村集》、《龙榆生杂著》、《黄秋岳集》、《徐兆玮杂著四种》等多种稀见或重要的史料,并已确定由凤凰出版社在2013年推出。这套丛书选题的汇集,以及资料馆藏、点校者、出版社的联系工作,无不凝结着张晖先生的心血。3、《近代文学评论》集刊今年1月29日的晚上,张晖先生来电,一改平时沉稳庄重的口气,兴致之高溢于言表。原来他刚刚跟中华书局谈好一个计划:“商定出一近代文学研究期刊,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出两期,每期一个主题,大致二百馀页即可。拟采用轮编制,重点推出青年学者。余感其公心、热心,但恐近时百端忙碌,不暇顾也。”记得电话中张晖先生还提到:最近感觉状态很累,但看到学术如此,不能不舍身去做事。现在想来,当时他应该在身体上已经有些不好的感觉,却依然拼命从事学术的奉献,愿意在幕后做默默的推动。挂断电话后,我很受鼓舞,想了一下这刊物的名字,觉得倒可以取陈衍评近代诗的话,叫《变风变雅》。紧接着便收到张晖的邮件。一打开信件,我不禁大呼“于我心有戚戚焉”:胤兄:我是这样想的:1,刊物拟叫《近代文学评论》,你看可好?原拟叫《变风变雅》,出版社觉得太雅了些按
我的本意,叫《近代评论》更好,这才有晚清民国的风范嘛。想听听你的意见。2,半年出一本书。每本书一个主题,请一位或两位学界年轻同行主编,就他们所关心的论题,邀请朋友撰稿。封面署编者的名字。即所谓的轮流主编制。3,我做幕后的推动者,帮助编者和出版社之间联系,促成每期刊物准时出版。绝不在封面上署名。每期刊物属于编者的独立成果。4,每期五篇左右的论文,十万字左右,印刷出来后即200页左右。是一本较薄但装帧雅致的刊物。5,五篇左右的论文组成一个有机体,内容具有学术前言性和问题意识。编者加一有力的导言。6,希望理论性较强。即使有些论题比较传统,也要加强其理论的色彩。……倘若觉得此事可以做下去,那么,一定请你帮我计划十来个可以开展的论题。另外,告诉我你本人最想负责主编的一两个论题的研究旨趣、作者等。期待回信,然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张晖
顿首我回信说刊物题目不妨直接就叫《近代文学》,所载在论文之外,可以加入笔谈、书评、校笺等内容;每次可由轮编者组织作者开一小会,借重这个刊物为平台,集合一个青年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共同体。我一心想等着统筹这一切的张晖安排妥当,便可大干一场。没想到竟成了终天遗恨!这是张晖生前给我的倒数第三封信。接下来一封信,他问我要郑毓瑜、王德威两位学者的新著,前次我答应寄去的;最后一封信,则是问我要即将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字的英文提要。2月3日,得到他的短信,说收到了我和一丹寄的书和贺年片。过年时候我们回南方,没有太多联系。年后的3月9日是一个沙尘漫天的星期六,我去旁听中文系的“文章学”会议,见到张晖生龙活虎的最后一面。他还不忘介绍我给张剑先生认识。3月10日匆忙中接到他最后的电话。然后,便是那个怎么也抹不去的3月15日。十分感念那天早上张霖前辈强忍悲痛打来的电话,使我得以见证和陪伴张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三年间,“张晖”是经常在我日记中出现的名字。他是一个非常有心也很有决断力做事的人。他想起你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问候;他时常留意你的需要,看到任何可能有所帮助的信息,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固然,张晖先生首先是一名杰出的青年学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学术人材。但他的信念不止于此,他喜欢与人结缘,成为许多年轻人心中的一根标杆、一个结点。也许换了别人,我们只是惋惜学术界又过早陨落了一颗亮星;但少了他,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仿佛同这个世界的联系断了一根线。我多么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个明媚的冬日的上午,我们来到张晖、张霖的新房。大厅里满是阳光,窗外是错综的铁道。小贞观头上跟我一样长着两个髮旋,喜欢和着音乐手舞足蹈。张晖先生向我题赠新著的时候,他的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问候。那是一张和千万操劳一生的父亲一样爬满皱纹的黝黑的脸,此刻却洋溢着满足。……2013年3月23日写于万泉河北

  我几天前刚收到他寄来的大著《中国“诗史”传统》,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声恭喜说声谢呢!我现在跟谁说去?

  我跟张晖也不是很熟。不过,我跟张晖曾经同一个屋檐下,更准确地说,是同一套三居室里,同住过五个月。

  五个月里,我们日常说的话也不很多。不过,有一次,我们两个人都忽然来劲了,连续神聊了整整超过一昼夜。具体多少钟头记不得了。我又能跟谁确认去?

  但这一定是我这辈子连续说话最多的一次。这一次是跟张晖。我跟张晖曾经连续说过二三十个小时的话。

  那是2008年,我们在新加坡,在南洋理工大学。

  我们都在中文系客座教书。他教古典文学,我教现代文学。

  我们住一大套房子。往往,夜很深了,我睡了,他还没从办公室回来。这个不是往往,是绝对几乎每一天。早上,我去办公室或教室,他还没有起床。哦,可能一定是我记错了。很多时候,其实是,他又去办公室或教室了。

  因为,在那里,我俩的课都很不少,而且经常是早上的。他不可能有那么多懒觉好睡。我和他的办公室却不在一幢楼里。

  张晖又不是个话很多的人。所以,真的,假如没有那次创纪录的神聊,我和他说的话,就远比想象的要少多了。

  我们那次神聊应该是在4月份。不记得是几号,也没有预兆。

  就是那么忽然地聊了。

  因为说了那么多话,我想,我和张晖还是心息相通的。

威尼斯网址,  我敢说他很了解我,我的野心和我的不可救药。我也敢说我也相当了解张晖,他的野心以及确乎是他那一代人的憋屈———这个词不好,主要是不够准确,我以后想到好的再换。

  我们聊的其实也就是学术和学人,中国的,我们熟悉的,不那么熟悉的,现在的,过去的。

  张晖的学问比我好多了,很多他知道的,我不知道。

  不过,我以为他不知道的,他知道得比我预想的多。

  比如,他对我的了解,就比我以为的多多了。我才写了几篇文章?

  既然如此,我也就没在他面前谦虚,我一定把我所有的得意的不得意的,所有的反思以及对自己反思的那种无力感,都告诉他了。

  应该说,我感觉张晖那天也没在我面前谦虚。

  所以,我觉得吧,我还是比较深地知道张晖。

  他的知识面或者说对学术界的那种宏观的了解,他要打通的那种愿景,超过了我想象。他的学术意识确立之早,我更是吃惊。很记得他是中学时代就去探访过施蛰存先生(我这几年一直很后悔,我在华师大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去拜访过施先生),我编的那本《文人旧话》,他也是中学就看了。当然那本《龙榆生先生年谱》就不必我来说了。他对南大的那种自豪感,更准确地说是对南大文史学统的那种熟稔和服膺,也令我印象极其深刻。记得这个地方,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我也跟他有些小辩论。不过我们有重大共识,那就是章太炎才是最牛的。革命文章两不误,那是最高境界。

  他对学术的敬畏心和无止境的追求,我当然也不可能忘。不过,我这方面的学养不够,我只有抽象的记得,却没有具体的记得了。

  我更记得的,是这么一种印象,张晖,那次神聊的张晖,可能是把平时相当内敛的心给敞开了不少。不过,不要误会,不是狂妄。如果我没有记错,张晖和我确乎都说了对自己不能实现的那种思想和学术愿景的无可奈何,而且,这是基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说了,中国学术啊,中国学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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