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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中文系的作文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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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中大老教授黄天骥重为本科生开课 学生整理10万字录音回赠
促佳作诞生 名师吐锦绣 学生织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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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年级一百篇作文;二年级八篇万言书评,一百篇古文诵读,三十篇指定篇目背诵;三年级15000字的学年论文这些在别人眼里


导读:一年级一百篇作文;二年级八篇万言书评,一百篇古文诵读,三十篇指定篇目背诵;三年级15000字的学年论文……这些在别人眼里像大跃进一样的数字,是每一届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规定动作”。事实上这些“规定动作”,从1986年开始,已经在中大进行了整整25年。

稿件来源:广州日报2015-09-09第A5版 | 作者:何瑞琪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5-09-09 | 阅读次数:

中大中文系的档案室里存放着1998
级以后所有学生的“百篇作文”。作文里讨论什么的都有:“余秋雨和任贤齐”、“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有真爱吗?”、“写百篇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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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学生张萌是在一片“哗”声中开始大学生活的。这个来自边陲的姑娘,在2010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前,从没想到这里会规定“这么多破玩意儿”:大一100篇作文,每篇800字以上;大二8篇书评,每篇参考资料不少于10种,还要朗诵100篇古文,背诵其中的30篇;大三再交一篇15000字的学年论文……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从没想到,在从教的第59个年头,他收到了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
  时间回到两年前,年过八旬的黄天骥再次站上讲台,为本科生讲授为期半年的古代文学鉴赏课程,无数师生慕名而来。课上,唐诗宋词元曲娓娓道来;课后,他的声音被学生悄悄整理成文字,只为表达感谢。
  学生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无意之举弥补了黄天骥多年来的一个遗憾——从教多年,著作等身,却未留下一份完整的讲义。无数精彩的现场发挥稍瞬即逝,幸好有学生主动整理、今年教师节前出版成书,方留下这样一份师生之间珍贵的馈赠与回报。
  黄天骥
  1935年生,广东新会人。1952年9月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1956年6月毕业后留校至今,师从王季思教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攻方向是戏曲、诗词。1960年任讲师,1981年任副教授,1983年任教授。1985年被国务院人事部定为博士生导师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6年被国务院人事部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4年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5年获广东社科特别学术成就奖。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
  八旬教授再登讲台
  2013年秋,一个静谧的下午,中山大学中文堂最大的一间课室少有的座无虚席。不同年级的学生蜂拥而来,连上午还在授课的年轻教师都坐回了学生席,对学生的招呼,笑而不语。
  许多已毕业的校友还记得,每逢黄天骥开设讲座,小礼堂里三层外三层都挤满了人。难得有这样一次集中授课的机会,对于年轻学子而言更是难得。
  说起为何重回讲台,黄天骥讲了一个插曲:2010级的谢冠琦同学在闲聊时无意中提到,对唐代文学史的学习意犹未尽,于是他脱口而出:“那我给你们讲一次吧!”
  简单的一句话,最终变成对学生的郑重承诺,而且一讲就是整整一个学期。“许多文学鉴赏课程只是照本宣科,授人以鱼,没有真正教会分析的方法”,正因如此,年过八旬的黄天骥仍愿再次站回讲台。
  黄天骥授课极具个人风格,不局限于文本资料,各种桥段随手拈来,中外理论兼容并蓄,一整节课下来几乎不见板书,只有一块投影幕布列出所讲的诗词歌赋。讲到激动处,情不自禁地大声吟咏起来。2个半小时的课程,中途只休息10分钟,有时兴致高涨“拖堂”超过半小时,但学生意犹未尽。
  当初那位“口无遮拦”并促成这门课程的谢冠琦同学,今年已是中文系研究生:“这门课以后可能会慢慢淡忘一些细节,但是有个场景我终生难忘。”她记得,黄天骥教授逐字逐句分析完《春江花月夜》后,激动地朗诵起来,台上台下一片沉醉,继而掌声雷动。
  “这门课不只是教会学生一首诗歌,更要告诉他们鉴赏的方法。这就是我开课的目的。”黄天骥说。
  “你们是80后我也是80后”   课程虽然结束了,故事并没有结束。
  寒假前的一天晚上,2009级的张诗洋在自习室拿起录音笔,边重听边若有所思。早在这门课开始之初,她就萌生出将全部课程内容还原成文字稿的想法,既为恩师留作纪念,也可为后来者留下一份精神财富。
  但是,算一下录音时间,长达二三十小时的讲述仅靠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她想到学校里同在黄天骥“师门”之下的八位同学,他们都是共同受惠于黄天骥老师“百篇作文”的指导。一听说这个主意,群起响应。有的同学虽在珠海校区,从未听过黄天骥的诗词课程,但也主动请缨。
  黄天骥曾自嘲,自己晚年的普通话粤语味越来越浓。回放讲课录音,有些北方长大的同学要拖着鼠标滚动轮,字斟句酌,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还有同学深感任务重大,为保证讲义完整性,连老师的语气词、俏皮话都一字不漏。犹记得黄天骥在开课时跟学生们套近乎:“你们是80后,我也是80后啊。”课堂上的连珠妙语,就这样被完整地记录下来。
  各路材料终于在将近春节时,交到了张诗洋的手中。她不敢懈怠,一合并文档,发现有整整10多万字的文字原始材料;学生记录手法各有长短,有些表达意思甚至跟课堂原意南辕北辙,这份半成品实难直接送给老师。她大胆地删去一些略嫌粗粝的口语表达,在反复重听所有录音的基础上,逐字逐句核实细节,增补完善,使之既可供书面阅读,又能还原课堂气氛。
  “这可能是我有史以来听得最认真的一节门课。”张诗洋说。
  当在一个普通的傍晚,数百页的稿子记录文本夹在一叠书籍材料中送去给黄天骥时,张诗洋发现老师的神情似乎有些懵住了,这种形式的礼物,对老师来说可能是第一次。
  黄天骥问她这是什么,她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同学们送给您的新年礼物”。
  很快,黄天骥就明白这份礼物沉甸甸的含义。
  这是教育者和受教者的最好互动,是馈赠与回报的最佳形式
  黄天骥教授1956年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从教将近60年,讲述的课程不计其数,无数已经成为名家的中文系学子都从其课堂受益匪浅,却从未留下过一份完整的讲义。用他自己的话说,讲课习惯于边思考边发挥,讲了也就讲了,只在脑海里留下印象,慢慢也就淡忘了。
  黄天骥还记得,1979年,当时他给中文系77级的同学讲过魏晋隋唐文学史。这些内容,除了一些有心得的部分写成论文发表得以留存之外,大部分都“忘得精光”。后来得知有一位女同学详细地记录了课堂笔记,于是“死乞白赖”,央求将听课记录留给自己作为纪念。如今黄天骥手中所留存的,仅有这一本几十年前的课堂笔记。恍然间,那位女同学也是五六十岁的中年人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黄天骥再次看到一本完整的课堂讲义记录文本,不由得激动万分,几乎见人就讲:“我那几个学生好有心。我那么浅近的讲授,却得到同学们丰厚的回报”。
  中大中文系的学子遍布广州,故事越传越远,一些出版社的校友听说这件事,纷纷建议整理成书出版,为更多对古代诗词曲有兴趣的读者提供参考。
  黄天骥细想,同学们的录音文本已具书稿的雏形,确实可以这样做。于是,花费一个暑假,进行整理修饰,补充完善。内容和顺序及时作了调整,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讲课的生动,同时删除一些不当的地方。
  于是,一份见证师生情谊的讲义著作《黄天骥诗词曲十讲》,由此诞生。今年教师节前夕出版后,他郑重地签字送给了每一位为之付出努力的同学。
  鉴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素有古文字学和戏曲史研究的特色,古文字学科在容庚、商承祚教授的熏陶下,涌现出一批书法名家。于是,黄天骥邀请陈永正、刘斯奋等十位校友,配合诗词曲十讲,各赐书法作品一帧。纸书墨香,意味深长。
  正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魏朝勇所言:黄天骥先生的“十讲”本是述而不作的,后来师生合力促成,这是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间最好的互动,是馈赠与回报的最佳形式,是师表与重道的伦理垂范。
  “我对学生就像老师对我”
  在黄天骥看来,在他已出版的20多本著作中,“这不是分量最重的一本,却是最有情意的一本”。
  在黄天骥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多受过他指导的学生都会被他的认真所打动。自1986年作为中大中文系主任倡导“百篇作文”以来,黄天骥三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对本科生的指导。
  一位2008级的学生说,自己的作文还是老师用铅笔批改的,每一篇后面都写了批语,最后还附有一封长信,寄语学生。他谦逊地说,如果你觉得意见不合适,可以擦掉。“黄天骥老师每年指导四五名本科生,光是作文一年就好几百篇要批改,工作量已然不少,这样的认真和热情就更是令人触动”。
  2000年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刚落成时,已经退休的黄天骥以66岁高龄主动请缨,前往珠海为低年级本科生亲自授课,每一堂课仅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就有三四个小时之久,许多学生都还记得黄天骥教授满头大汗走进教室的场景。后来由于年龄原因,他不得不减少授课次数,但仍然不忘每月抽空前往珠海校区指导学生写作“百篇作文”。
  在生活中,黄天骥是一个温文儒雅却又满怀热情的人。在校园里碰到熟悉的同学,他都会主动停下来打招呼;对于自己指导过的学生,更常常通过电话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近况,还不忘“八卦”年轻学生的爱情;即使是第一次登门拜访的人,黄天骥都会亲自送到电梯门口。
  上世纪50年代,中山大学聚集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如陈寅恪、容庚、商承祚、王起、董每戡、詹安泰等。黄天骥说,他从他的老师那里受益匪浅,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至今。“老师和我的关系是这样,我和学生的关系也是这样,中大老师的作风影响了我,我对我的学生就像我的老师对我一样。”
  一个学校有一位这样的教师,无疑是学子们的幸运。在一个师生关系渐趋功利化的时代,教师学生之间不幸沦为“雇佣”关系,学生只知有“老板”而不知有老师,这样的师生之情更是显得弥足珍贵。
  原文链接:

每年9月,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都要向新生们宣布这些“规定动作”,不出所料地,他总能收获“哗”声一片。在外面开会,现任系主任李炜也和人提“百篇”,起初没人相信。有一年在中央党校,李炜刚说“我们的大一学生每年要写100篇作文”,一个高校领导就笑起来:“大跃进的时候就是这样吹牛的。”李炜接着说,我们二年级还有8篇书评。这位领导就大笑:“‘文革’的时候更是这样吹牛的。”

事实上这些“规定动作”,从1986年开始,已经在中大进行了整整25年。

你就放了我吧

中文系是张萌填报的第一个专业志愿,那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反感写作文。但当“百篇”要掰成四份儿分批上交的时候,她就立马“囧”了。

和其他同学一样,张萌从军训写起,然后写家人,写室友,写高中、初中,一路写回幼儿园。发现没有什么好追忆的了,就到了“创作瓶颈”。

按照“百篇作文”的发起者、戏剧专家黄天骥的说法,这个时候恰恰就是学生要进步的时候:“练笔就是练脑袋。一百篇就是要逼着你去观察,让你在没事中发现有事,有事了发现这个事的背后还有事。”

张萌只好随身带个小本,有点儿什么能成文的想法就赶紧记下来,临交作文前,再把这些想法“糊弄”成文。

交作文是个大阵仗,每到那时候,中文系宿舍楼就会有一道壮观的风景:几层楼彻夜烛火通明,上百人集体埋头开夜车。一般的学生一晚上赶七八篇作文不成问题。据说最高纪录是23篇,由2004级的一个学生保持。曾经有一次,张萌奋战到早上六点,九点钟她去学习委员宿舍交作文的时候,看到还有人在那里蓬头垢面地奋笔疾书。

那时候张萌对百篇恨之入骨,但现在她表示“毫无异议”——大二不少课程要写论文,动辄字数三千,经历过“百篇”的张萌,感到“毫无压力”。

现在让张萌头疼的,是读书报告和古文诵读。按照导师的要求,读书报告要写8篇,每篇至少八九千字,要求引用10处以上参考资料;古文诵读100篇,其中背诵篇目30篇。期末,整个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朗诵比赛,另一边由几个博士生抽查背诵情况。这两项,和百篇作文一样是必修学分,不完成不能毕业。

要完成这些任务,张萌只能“少睡点”。张萌参加了两个社团,每周六早上打桌球,下午跳拉丁舞。平时没事儿还会自己画画。每学期她要选两门通识课,这学期选的是《西方音乐剧》和《世界之旅》,她觉得这些讲艺术和环游世界的课比唐诗宋词之类的好玩多了。

每周她能留给古文背诵和8篇书评的时间只有晚上和周日。晚上21:30下课,凌晨两点熄灯,在此期间她要迅速打水、洗澡、洗衣服,然后读书查资料,临睡前再背几句古文,第二天早上8:00起床上课。周日她要是想出去玩,也得揣着本书,玩也玩得不安心,“痛痛快快玩一天,好像耽搁了很多东西一样”。

眼瞅着大二上半学年快要结束了,张萌的书评才写完了两篇,古文才背诵了几篇,这意味着2012年上半年,她必须睡得更少。

为此她和导师摊过牌:“我真的不想搞研究,你就放了我吧。”导师耐心听完,说:“不行。”

毛泽东、林彪,不能相提并论

张萌喜欢写散文,大海、夕阳什么的,偶尔也写写“地球熄灯一小时”,算作议论文。“议论文”是规定动作,必须占20篇以上。至于议论什么,没有规定。

中大中文系的档案室里存放着1998届以后所有学生的“百篇作文”。作文里讨论什么的都有:“余秋雨和任贤齐”、“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有真爱吗?”、“写百篇有必要吗?”

1999级有个学生讨论人们对待林彪的态度:“许多革命历史博物馆只悬挂九大元帅的照片,试图把林彪从历史中抹去;人们能对毛泽东的功过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林彪要那么刻薄呢?”这议论显然让他的指导老师有点不高兴,用红笔在作文一旁批注:“革命历史博物馆怎能陈列叛国者林彪的照片?”“毛泽东、林彪,不能相提并论。”

那几年,女生最喜欢讨论爱情,男生则不断讨论中华民族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取得伟大复兴,题目都大得吓人:《小议中国经济走向》、《中国VS日本》……

1998级几乎所有学生都写到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被炸。一个学生写游行,说自己跟着人群上了街,才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满腔怒火顿时燃烧了。对美国人的愤怒一直持续到“9·11”发生,一个女生写道,她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的死能让周围的人那么兴高采烈。后来,这种“兴高采烈的仇恨”又转移到了日本人身上。

这几年谈家国大义的少了。有人写“跑酷”,有人写同性恋。张萌有一个同级同学,在几篇作文中连续写自己打网络游戏和玩动漫的心得。带她的老师是黄天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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