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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刘放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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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8月8日《杜威全集》中文版发布会上,面对三十八本译著,刘放桐先生感慨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曲折。8月底,记者因“文汇讲堂”要做冯契纪念专场,便前往浙江诸暨寻访冯契先生的故乡,恰逢华东师大哲学系退休教授赵修义同行,便向他提起这个问题,得知其亲历了195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跌宕起伏。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于1月7日成立,该中心的第一个大型课题——38卷本《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组织工作也同时启动。本报记者于日前就此专访该中心主任刘放桐教授。记者(以下简称记):杜威是实用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其思想一直为西方学者关注。我校此次成立杜威研究中心可谓是全国的先行者了,您能谈谈成立该中心的初衷吗?刘放桐教授(以下简称刘):杜威思想作为美国的国粹,一直受到美国学者的广泛关注,美国哲学促进会、美国杜威学会、南伊利诺大学的杜威研究中心等组织和机构都在致力于杜威的研究。其他西方国家从事杜威研究的专家也不少,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美国哲学家罗蒂都是研究杜威的著名专家,他们本人的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是杜威的理论。至于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都有一些专家在从事杜威思想的研究。复旦成立的杜威研究中心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迄今为止在国内是唯一的。我用三点来概括成立杜威研究中心的初衷:杜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国学界、政界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并由此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及与之相关的西方思潮重新研究和评价,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一段时期,我曾把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作为研究重点,在编写《现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版本时几乎都是用实用主义来投石问路:先发表一些实用主义的论著或者利用实用主义的材料撰写一些论著,在哲学界得到认可后再写其他流派。《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版本能在国内长期流行并得到较高评价,与我在实用主义研究上总是先行一步有关。在杜威研究上,复旦是有一定优势的,比如有美国研究中心,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等等。记:依托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建立的杜威研究中心有哪些优势?刘:中心所依托的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科研力量相当雄厚,尤其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中心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努力确立和发展杜威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相结合、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研究相结合,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相结合。记:请你从历史和现实方面前谈谈重新研究杜威哲学的意义?刘:杜威哲学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过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五四时期,杜威的科学和民主的主张对促进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曾经出现严重的“左”的倾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未能正确对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使自己脱离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原因之一。由于对实用主义的认识和评价脱离了实际,在我国的政治和思想批判中就出现了不少混乱。从外表上说,实用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似乎一直被批判,然而它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却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因此,弄清什么是实用主义,无论从哲学或政治上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关注社会和生活的实践哲学,对美国和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都发生着现实的影响。那么您认为杜威思想在当代有何重要性呢?刘:杜威在哲学研究上明确要求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强调要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突出地体现了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杜威在这方面的观点甚至与马克思的有关观点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因此,研究杜威的哲学是研究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变更及其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的重要环节,对全面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有重要意义。杜威是美国哲学发展中集其大成的人物,其思想对美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有深刻的影响。研究杜威理论是认识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途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就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落脚点可以放在杜威研究上。此外,与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相比,杜威哲学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意义。记: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在理论上的误会比较深,如将杜威当作反对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把杜威看作是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认为杜威关于道德、人生的理论是一种主张个人可以不择手段维护私利的极端个人主义等等,对这些误解您有什么看法?刘:杜威哲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反对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论,强调哲学和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或者说对象世界应当是人所面对的、人生活于其中的、处于人的视野(经验)中的世界,是经过人的作用和改造(人化)的世界,而不是与人毫不相干的世界本身。杜威对后者自在地存在并不否定,只是认为它一旦成为哲学和科学所研究的人生活和经验的对象,就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为人的生活和经验所制约。他由此认为,哲学所应关注的不是去论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纯粹物质世界或唯心主义所说的纯粹精神世界是如何自在地存在,而是去揭示现实的的人(主体)与现实的世界(对象、客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简单地把杜威看作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观点。杜威有关民主、自由精神的论述的确未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论的界限。但只要对之做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就可发觉,杜威所竭力维护的是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的民主自由。他反对西方社会少数人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对各种剥夺和削弱广大群众民主自由的现象做了许多揭露和批判。为此,他强调要对西方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加以改造,使之既不把个人的民主自由绝对化(他认为那样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或作为其另一极的极权主义)、又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杜威一再解释他所谓的真理就是有用,指的是观念的真理性的标准在于它们是否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即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并非单纯地指能否使个人获利。杜威虽然把提倡个人主义当作其道德和人生理论的出发点,但他所谓个人主义指的是充分发挥作为个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维护个人私利。他认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受到社会、集体的限制,私利要服从公益。为此他激烈批判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即他所谓的“经济个人主义”,要求建立一种超越这种局限性而专注发挥个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新个人主义”。因此,仅仅从个人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关于真理就是有用等观点是不够全面的。

  嗣后,记者独家采访了赵修义教授,他以见证者的身份,详述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从1950年代被打入冷宫到1985年后全面复苏的详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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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修义教授近影

1950年代初,一边倒:苏联哲学界的定论成为批判实用主义为首的西方现代哲学的指南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曾有几次西学大家来华的热潮。

  1919年4月30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夫妇来华,一待就是二十七个月。1920年10月12日,比杜威小十三岁的英国分析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两人在北京结下深厚友谊。被誉为二十世纪“哲学中孪生兄弟”的两位西方哲学家和随后一年来华的印度文豪泰戈尔一样,给中国精英、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而1955年从上海华东师大一附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修义接触到这段历史,却是因为杜威的名字和实用主义一起遭受举国批判的缘故。赵修义回忆,1954年10月到次年2月,一场全国性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展开。毛泽东指示,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是一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对象是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观点,而胡适思想的大后台,便是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1952年去世的哲学家杜威。

  但是,如何深刻地批判杜威的思想,自然需要另一种理论的高度。赵修义告诉记者,当时借助的是被奉为经典、压倒一切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0年代至1950年代,中国是从苏联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中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了一番努力,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学习苏联的热潮中,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标准。赵修义清楚地记得,1950年代,一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复旦大学等也不例外,这些专家成了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理论工作者的导师。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一代学人,都听过苏联专家的课,教材则是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等。

  赵修义回忆,他于1955年进入北大哲学系,听辩证唯物主义课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去买一本莫斯科大学的教学大纲。”用得最多的工具书,就是苏联哲学界权威罗森塔尔和尤金院士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尤金时任驻华大使,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名声很响。“《辞典》本身言简意赅、收词全面,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原理和基本范畴,也有西方哲学史上代表人物、命题和概念。”这本如宝典般的《辞典》不仅陪伴了赵修义这样的专业学者多年,也成为当时社会上喜好哲学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普及读物。《辞典》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度重印,影响遍及整个中国思想界。

  但是,《辞典》有着苏式教条主义的深刻烙印。它不仅把斯大林的某些观点绝对化,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比如,《辞典》将偶然性说成是“科学的敌人”,将主客体这一对范畴完全等同于人和外部事物,把马恩列一些丰富的思想当作黑格尔哲学的残余加以否定。《辞典》对于西方哲学的态度尤为极端。赵修义介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日丹诺夫定义”。1948年去世的日丹诺夫,曾是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人,曾代表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批判亚历山大罗夫编的《西欧哲学史》,并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并且不加分析地将一切唯心主义宣布为反动理论,全然抛弃了列宁关于“唯心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不结果实的花朵”的论断。当时界定,黑格尔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是“贵族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柏拉图则是“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死敌”。

  在日丹诺夫所定的调子下,学界对西方哲学出现了一些今人看来不可理喻的结论。赵修义介绍,在此情形下,当时对现代西方哲学更是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比如,对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罗素,一个和平主义者,却被称为“好战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家”;逻辑实证主义成了“帝国主义腐朽时期堕落的资产阶级哲学的一种典型的主观主义形式”;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成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日趋堕落腐朽的典型产物”。

  赵修义特别提到,这和斯大林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发动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当时,苏联“对思想战线上没有祖国观念的世界主义小集团给予了严厉抨击”,认为这是“否定苏维埃文化的伟大成就,贬低和忽视俄罗斯民族和它创造的先进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卓越作用”。赵修义说,《辞典》专写了一条“世界主义”,却没有收入二十世纪大哲学家维特斯根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条目;语言分析、逻辑分析、价值学、社会学不是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专利品而不予研究,就是被斥为“和科学毫无共同之处的伪科学”。

威尼斯网址,  在那个年代,刘放桐看到的“将一切不好的东西归结为实用主义”,比他小四岁的赵修义也是感同身受。从1954年到1955年,为了政治需要,当时发动了全国性运动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其中国的追随者。为了肃清“胡适的幽灵”以及“杜威实用主义流毒的来源”,共出版了超过三百万字的各种著述。在辨析了其后一层层的理论依据后,赵修义指出,“那个年代,哲学被当作政治运动来批判,西方哲学史只肯定为数不多的唯物主义者,而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

1956-1957年,短暂的松动:中国哲学史大讨论中的些许声音及冯定“一体两翼”的保全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迎来了学术界短暂的春天。

  1956年6月7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写道:“在大学哲学系、经济学系的高年级,我们的意见,应当设黑格尔哲学、杜威哲学、罗素哲学、凯恩斯经济学等课程,以增长知识、知己知彼。要学点唯心主义,才能在反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反出些名堂来,而不是越反唯心主义越僵化,越学越教条主义。这个主意,如中央同意,那么,现在开始准备,秋季就可以做了。”第二天,毛泽东即批复:“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

  是年,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北大哲学系开始准备相应课程。赵修义说,此后,“郑昕先生给我们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课程,洪谦先生为我们作了马赫哲学的讲演。”

  更为大胆的如复旦大学哲学系,全增嘏等留美教授开设了“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课程。

  赵修义清楚地记得,1957年初,他就读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

  一件事是冯定来哲学系当教授。冯定,1946年曾出版《平凡的真理》,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广为社会所知晓。他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哲学,是资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解放后任中央党校一分院院长。赵修义回忆,有一次他去冯定在临湖轩的住所,“想不到他家大院里有一位卫士在进门看不见的地方,突然走出来,身材魁梧,还佩着枪,着实吓了他一跳。可见级别之高。”不久,冯定便在北大哲学系提出了一个鲜明的主张——“一体两翼”,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和西方哲学史为两翼。“这样的观点很好地保护了西方哲学这门学科。”赵修义感慨道。而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哲学界逐步掀起了重新重视列宁的《哲学笔记》之风。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对黑格尔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使得中国在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时,为黑格尔留下了一扇小门。

  另一件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实录和反思,在半个多世纪后的2013年,才由当时的两位北大哲学系本科生赵修义和张星翼,整理成《守道1957》出版。虽然名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但会上的真正主题是当时中国哲学界对以“日丹诺夫定义”为基点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提出质疑。会议发起者、主持哲学系工作的汪子嵩曾评价此次会议是“建国后近三十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会议”。

  此次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批原本建有自己哲学体系的大家坦陈己见,革命时代就开始学术生涯的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也积极参与,其他领域的资深学问家如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都参与争辩。“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在《守道1957》序言里,赵修义借徐梵澄形容贺麟先生之语,描绘了当时学界前辈的境遇和心情。

  然而,“守道”方式各不相同。在会上,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北大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洪谦先生发表了《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他说:“在我看来,要想避免在哲学史学习中再产生这样的不良效果,最好我们不要按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差别,而是要按照哲学史中影响不同和大小不同的各种哲学派别和哲学家的标准,来制定学习哲学史的重点。”他主张,要了解唯心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并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学习西方哲学史。

  在当时,这样的“松动”虽属昙花一现,但毕竟留下了给未来播撒种子的土壤。此后,洪谦先生主持了六卷西方哲学史资料的编译,还主编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这些资料的问世,哺育了几代学子。

  随后的1960年代,全国一片反对修正主义之声。1963年秋天,周扬主持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提出为了搞清修正主义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必须出版一批“了解敌情”的书。于是,一批内部发行的白皮书、绿皮书随之出版。

  赵修义边介绍边从书架上取下“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中的一本,是第九辑,杜威著《确定性的寻求》,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的阳光下,他又翻出包着报纸书皮的“西方学术译丛”中的杜威《人的问题》。往事回忆中,赵修义仿佛回到当年向洪谦先生求教的时光。翻开1981年商务印书馆重印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指着洪谦先生所写的再版序言,他说:“这个序言里明确说,1960年代的文科教材选读本,重印时就不再更改。当时介绍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影响最大的四个流派: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后,洪谦又主编了厚厚两卷本《现代西方哲学资料选辑》。

  1970年代“批陈整风”提出要批“先验论”之后,西方哲学史研究又浮出水面。“文革”后期,尤其在邓小平复出之后,西方哲学史研究在中国又有了生机。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生动地描写当年北大的周辅成教授到工厂给他们授课的场景。此后一些新教材问世,其中由1965年成立的安徽劳动大学集中一批西哲史学者编的教材《西欧近代哲学史》于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响不小。社会上也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

  这个时期,为西方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复苏保留了火种,为以后的拨乱反正打下了基础。但总体而言,赵修义认为,日丹诺夫等带来的苏联教条主义思想对中国客观了解西方哲学所造成的禁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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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即芜湖会议的部分与会者在黄山合影。左一为第一任秘书长涂纪亮,其主持了第二次的太原会议。左三为北京大学陈启伟,左四为南京大学戴文林,左五为北京大学王永江。

1979年12月,太原会议:思想解放的阳光和方法论讨论——突破障碍的会议

  改革开放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给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最初的突破,是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外国哲学史讨论会,其一大成果就是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日丹诺夫定义”,这个紧箍咒终于由中国学者自己动手摘除了。

  接下来,就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后的1979年11月举行的太原会议。在赵修义看来,这既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又是西方现代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合法化”的一次宣示。

  当时已被华东师大政教系安排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教现代西方哲学的赵修义,至今还记得那次会议的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和规格之高。会议在山西省省委招待所迎泽宾馆召开,那是两座宏大建筑,一座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带有苏式印记的多层宾馆,客房很大,天花板非常高;“另一座是簇新的洋楼,好像比国际饭店还高”。会议很正式,副省长到会致辞,印发会议简报,很像政治性会议的程序。除了工作人员,一百九十二位学者聚集一堂。业界前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哲学学会会长洪谦,北京大学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张世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汝信等出席。会议的直接成果是正式成立由中国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杜任之为会长的“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令大家兴奋的是,会议和学会的名称不再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这标志着重新建设这个学科的开始。”赵修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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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修义教授关于“太原会议”的笔记本

  赵修义拿出三十六年前的活页笔记本,活页纸用麻绳线钉在一起,约三十页,字迹工整地记录了当时会议的发言概要。或许是这次会议对困惑已久的学者如同久旱逢甘露,笔记本里依稀跳动着那些年轻而兴奋的心,闪现着一双双睁大的眼睛。

  会议开始由洪谦和汝信发言,大意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要肃清林彪、“四人帮”对外国哲学研究的伤害,研究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西方现代哲学作出客观、充分的评价。

  赵修义回忆,会议发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当今外国哲学演进概况的介绍分析,比如:汝信谈了访问西德哲学界情况,查汝强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的哲学,张世英分析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罗克汀讲了现象学,徐崇温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刘放桐谈了“美国的存在主义”等,北大的陈启伟还介绍了苏联哲学研究进展;另一类则专注于方法论问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

  赵修义点评道,现代外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其意识形态意蕴的警惕。许多人的发言都讲到这一点。可喜的是,会议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极为敏感的出版界开始布局,人民出版社知名的女强人袁淑娟组织了刘放桐《现代外国哲学》书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约夏基松和车铭洲、王守昌撰写相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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