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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菲谈“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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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原想借鉴一二研究思路,孰料所得不偿劳——平面化,太平面化了。然而这平面四下铺展开去,无远弗届,倒也显出另一番壮阔。伯克综观社会因素对知识的塑形作用,自文艺复兴直写到二十世纪,横跨人文、社会、自然各学科,涉足极广。当然认真说来,一开始,这些学科本身尚未分疆划界,相互独立,如今日然。伯克着意勾勒的,正是这数百年的演化轨迹。上卷涵盖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主要围绕知识人的身份变迁、体制支撑、权力介入、市场推动、读者获取媒介与方式等问题展开,偏于社会一面;下卷涵盖启蒙运动至当代,主要围绕知识采集、分析、传播、应用等问题展开,偏于知识一面。两卷处理方式的差异,大约源自对不同时段的不同认知。前一时段,世俗化俨然成为知识世界的主旋律,而走完世俗进程,非各种社会条件凑泊不能为功,故重点在外部;后一时段,知识进一步专业化,其形态的嬗变,已非社会条件能充分解释,故重点在内部。本书梳理基本史实,提挈基本论题,由是可以略窥门径。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中世文学的世界:汉魏六朝唐宋研究的新视域与新路经径”中美双边工作坊中,记者见到了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少年成名的她早已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华丽转身,并在三十四岁时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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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作《烽火与流星》中,田晓菲写道:“也许可以把文学研究者分为两大类:一类通过阅读文学,了解国家、社会、历史、文化、政治、语言,等等等等;一类研究国家、社会、历史、文化、政治、语言,等等等等,为了更好地阅读文学。我愿意相信自己写这本题为《烽火与流星》的书,只是为了解读庾信的这首二十个字的诗。”不作虚妄的“假求真”或“求假真”,坚持从文本出发,以理论梳理支撑,兼及社会史、文化史,最终再回到文本,这是田晓菲的治学取径。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您在《烽火与流星》中结合了文化史、社会史的背景,对萧梁时代的整体文学图景进行了极有新意且令人信服的描述,与传统文学史的描写十分不同,可以说处处在与之对话。您与以前的文学史家使用的基本参考文献大体相同,而描绘出的文学图景却如此不同,这种差异背后的学术理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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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网址,田晓菲:我对现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感到不满足。这个学科是二十世纪初期诞生的,今天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可是这个领域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现代学科身份。最大的问题是把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活生生地拆散了。“文学评论”往往和“审美”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比较主观的、浮泛的,评价标准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文学研究”被等同于语文学和文献学的考证,和清朝的朴学传统一脉相承,是为“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是“硬功夫”。也可以说前者被视为“文学”,后者被视为“学术”。我觉得这种脱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误区。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汪一帆、赵博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这个二元框架里的两个概念各有其问题。以“文学评论”来说,要么就是谈论作家的人格和生平,要么就是使用一系列笼统的形容词描述作品,诸如“境界深阔、气象壮美、瑰丽奇崛、情景交融”之类。这样的评论不会加深我们对一首诗的理解,不会改变我们对一篇作品的认识。除了可以帮助学者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写出一篇论文用以评职称、报项目之外,我们实在不再需要这样的评论了。这不是说我们不用再谈文学的美了,但是文学的美是知性的美。这种美藏在文本的细节当中,发现它和解说它,不是靠什么所谓的“天生对文学的敏感”,而需要经过严格的文本细读训练,需要学识、思想、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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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研究”常常带来更大的问题,因为它披着“客观”的面纱,以“考证”的高姿态出现。但是所谓“客观”,其实就是既没有经过思想也没有思想,只是停留在事物浮表,重复万人皆知的话,编造一个太容易编造的故事,炮制一篇太容易炮制的文章。之所以“容易”,是因为已经先有了结论,再去考证。换句话说,脑子里已经“不假思索”地装满了很多“传统智慧”,然后再去读文本,满眼看到的只是对重复了上千年的陈词滥调的印证,再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尤其是对这些陈词滥调不利的证据更是视而不见。这样的考证无异于杀死古典文学的凶手,不考也罢。

卞东波编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11月

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因为无论国家投入多少资金搞“国学建设”,还是没有办法扭转一种情形:很多年轻人,如果对中国古典文学还感兴趣的话,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家人似的感情,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一点古典文学是为了增进对本国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不是因为觉得这是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他们只会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里寻找给自己的心灵带来共鸣的文学作品。古典文学里有那么多深刻、优美的诗文,要是除了“首尾圆融”、“任真自然”之外就无话可说,真是一种极大的悲哀。

  平面下的纵深开拓,则须依赖专题研究。卞东波编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所收,多属二十一世纪以来刊载的新作,兼顾名家与新锐。不难发现,北美汉学界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也日益转向文学与政治语境、传播载体、读者心态等社会因素的互动。其间若干思路,曾经引发热议。譬如田晓菲《尘几录》比勘手抄本流传中的陶诗异文,抉示陶渊明隐逸形象的人为塑造痕迹,评价便颇为纷纭。本书里的几篇文字,展现出这一思路的持续推进。宇文所安通论唐代别集手抄本概况,并尝试建立“主集”、“小集”、“子集”等概念,以为后续研讨之资。他另一篇文章,则推求中唐顾陶《唐诗类选》收录杜甫诗的标准。田晓菲将通行的王绩集三卷本,与五卷手抄本相较,指出前者经陆淳删削去取,遮蔽了王绩对南朝宫廷诗的继承。林葆玲在应璩诗存世无几的前提下,旁取尺牍参证,试图还原其诗作全景,藉以重释钟嵘《诗品》的陶诗“源出于应璩”说。上举三篇个案考察,不复着眼于句梳字栉的异文比对,而着眼于文集存佚、编辑理念对诗人形象的影响,视野愈发立体。一种学术思路舒展开来,充类至尽,其优劣是非,乃益灼然可见。在此意义上,本书提供了更深入的对话契机。书中另有些论文,发表时间虽早,仍可能增益新知。1990年代蔡涵墨谈苏轼乌台诗案的两篇,介绍、翻译、评注诗案卷宗,做的是基础工作,但谛观熟思,也自细微处获得不少发明。譬如他注意到结案后,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使”,而水部员外郎在宋代,系为受罚官员保留的特定升迁通道。宋神宗的补偿之意,晦而实显。这样透入一层的解读,让人想起清初徐乾学的豪言:“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二引)

我认为要想走出这种困境,必须认识到“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不是分离的。文学研究这个学科具有自己的特性。它和历史研究或者思想史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要求我们对文本做出“文学阅读”。现在我们对古代文学所作的往往不是文学阅读,而是历史阅读或者哲学阅读。刚才说过,文学阅读是一种训练,而且是一种应该从大学中文系本科就开始进行的专业训练。它和所谓“天生对文学的敏感”或者一般所说的“文学之美”、“人生感悟”毫无关系。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从文本出发,同时伴随着对理论的熟悉。细读文本,学会就文本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些简单的问题可以有很不简单的答案。从文本到理论及其他,再从理论及其他回到文本,可以说是我治学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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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好几本书中都强调了手抄本文化对文学研究的特殊性,特别有趣的例子是十六岁的“韦氏妓”抄写杜工部诗边抄边改还得到了主人赏识。对很多人来说,无法追寻到“原本”的样貌大约是极为令人沮丧的,进一步说,是否考据学家热衷于考证作品的作者、年代,乃至校勘、正误,这些工作统统都没有了合理性基础?或者说,诗文考证在何种限度上说才是有道理的?如果放弃对“原本”或作者、年代之类确切信息的追寻,那么应该将许多作者时代模糊的诗歌放在什么框架内讨论呢?这会影响到对文本的分析和鉴赏吗?举个例子,如果将一首存在多处异文的诗的各个版本并置在一起,不考虑“求真”的问题,那么异文处必然会反映出极为不同的诗意面貌,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判断这些不同面貌呢?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陈尚君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1月

田晓菲: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确切信息”的追寻,但是首先要看你怎么定义“确切的信息”,怎么来定义“真”。比如我们没有陶渊明的原本,我们不确定陶渊明用了“望”还是“见”,这个就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确切信息”,这才是“真”。我们当然要求真,不求真,算是什么学者呢?但是不应该“假求真”或者“求假真”,不应该在求真过程中自欺欺人。如果已经知道一个东西是虚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虚幻就是最大的真。我很重视考证,但是在动手考证之前,一定要先提出一个好问题,否则如果考证的出发点就是错的,考证本身再精细,结果还是不免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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